江西
1944 年4月，日军启动“一号作战”，华北日军集中主力向河南腹地推进，豫中会战打响
驻守河南的第一战区部队由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总兵力接近四十万，是日军的数倍。
然而，战役从4月17日打响到5月25日结束，短短37天之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陷落，连同周边县城，国军一共丢失 38 座城池，中原腹地大面积失守。
消息传到美国，罗斯福政府内部对中国战场的判断发生了急剧转变。
此时太平洋战场盟军已经转入反攻，日本海上交通持续遭到打击，美方原本判断中国正面战场可以稳住战线，依托国内空军基地持续轰炸日本本土。
而豫中大溃败推翻了这一预期。美方担心中国战场彻底崩溃，日军可以抽调大量兵力投入太平洋方向，加重美军的作战负担。
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长期和蒋介石存在矛盾。
他持续向马歇尔和罗斯福传递信息，认为战局恶化根源在于指挥体系僵化，部队派系林立，大量军队资源被保留用于对内牵制，没有全部投入对日作战。
因此，史迪威提出由一名统一的指挥官调度全部中国军队，包括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力量，才有可能稳住战局。
罗斯福接受了这个想法，在 7 月发出电报，提议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由他接管中国境内所有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电报名义上史迪威仍隶属于蒋介石，实际要求把前线部队的调动、补给、作战部署权全部交给史迪威。
言外之意就是：美国总统要求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交出军权。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一方面不敢直接拒绝，因为中国的抗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物资援助，一旦断绝美援，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他清楚军权是其在国民党内维持统治的根本，让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与他有矛盾的人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等于动摇他的政权基础。
而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是拖延。
他在7月到9月之间先后向罗斯福发出数封电报，表示愿意移交指挥权，但提出了几个前提条件。
包括签订正式协议明确权限范围、将援华物资分配权从史迪威手中转移到其他美国军官手里、以及给他时间处理中共军队纳入指挥体系的问题。
这些条件看似合理，实际上每一项都需要大量时间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以拖待变。
但罗斯福没有给他这个时间。
8月10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授予史迪威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宣布将派遣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协调蒋史关系。
到9月18日，罗斯福的电报语气已经接近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这封电报的副本由史迪威本人带到了重庆黄山蒋介石官邸。
当时蒋介石正在与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开会讨论指挥权问题。
史迪威在会议室外面向赫尔利出示了电文，赫尔利建议由他转交以缓和语气，但史迪威坚持亲自把电报递到蒋介石手中。
读完电报之后，蒋介石没有当场表态，后来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他将罗斯福此举称为自己“平生最大之污点”和“最近的国耻”。
他清楚，一旦交出全国军队指挥权，不仅中央军体系会被拆分，国民政府的政治根基也会动摇。
蒋介石随后明确表态，不能接受史迪威掌握全部军队指挥权，如果美方坚持这项要求，中美军事合作就会走向破裂，国民政府甚至会考虑退出对日作战。
赫尔利看清双方矛盾已经没有调和空间。
他向罗斯福提交报告，说明蒋介石不会放弃兵权，如果强行施压，会失去重庆这个战时盟友。美方需要权衡，继续逼迫蒋介石交出兵权，有可能造成中国战区彻底瘫痪，反而不利于对日作战。
因此，罗斯福最终选择退让，不再坚持由史迪威接管全部中国军队，同意召回史迪威。
10 月，史迪威离开中国，持续两年多的蒋史冲突宣告结束。这场指挥权风波根源不只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是战时同盟体系内部权力分配的矛盾。
美国希望用最低成本维持中国战场牵制日军，愿意动用美援作为筹码改造中国军队指挥体系；蒋介石把军队视为维持政权的核心支柱，对外让步存在明确底线。
蒋介石在这场交权危机中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但他在罗斯福眼中的可靠性已经打了折扣。
一个在日军进攻面前三十七天丢掉三十八座城池的统帅，在盟国战后安排中的分量，与1942年中国战区成立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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