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语言和“最后一位说话者”

近期，一份关于语言学的研究报告公布。来自西班牙、美国和德国研究机构的几位作者利用数学模型估算，自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当前地质时代以来，人类同时使用过的语言最多时逾7.5万种。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0年是语言的“黄金期”，在那两千年里的任何时刻，全球人类使用的语言都数以万计。“黄金期”之后，古代大型帝国的扩张，以及后来的欧洲殖民主义，使语言种类大幅减少。

报告指出，如今仍在使用的语言已锐减到7000多种。其中，约半数被认为濒危。全球90%的人口使用的语言，只占世界语种的10%。

被模型推算出来的那几万种语言，绝大多数没有留下一个名字。能说清最后一位使用者是谁、住在哪里、临终前说过什么的语言，只有最近一百多年里的几十种。它们最后的时刻被记录了下来，它们消失的方式各不相同。

帝国使语言退回村庄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高级研究所认知科学家、报告的主要作者达米安·布拉西说，几千年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慢慢酝酿，“到了某个时刻，其中几种语言爆发了，把周围的一切都抹掉”。学界过去普遍认为，大规模的语言消亡始于五百年前的欧洲殖民扩张。然而早在一千到三千年前，大型政体就已经有能力把士兵、移民、商人和官吏输送到辽阔的疆域，语言的数量从那时起开始下跌。

拉丁语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它起初只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边一座城市的方言，罗马军团每征服一地，拉丁语就跟着驻军、道路和税吏进去。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拉丁语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逐渐形成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罗曼语。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它也留下了一个罗曼语变体，叫达尔马提亚语。从今天克罗地亚的克尔克、扎达尔，到杜布罗夫尼克，再到黑山的科托尔，都曾留下这种古老语言的踪迹，只是各地的方言彼此不同。

意大利中部台伯河边，罗马最古老的石拱桥埃米利乌斯桥遗址。视觉中国

中世纪以后，达尔马提亚语一方面受到斯拉夫语不断扩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威尼斯语的挤压。威尼斯语逐渐成为亚得里亚海东岸重要的商业、航海和城市语言，许多沿海罗曼语变体因此相继消失。南部的拉古萨方言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走到尽头，其他城市的地方变体甚至消失得更早；唯独北方克尔克岛上的维格利奥特语一直顽强地存活到了19世纪。到了19世纪末，意大利语言学家马泰奥·巴尔托利去找人记录它的时候，整个沿海只找到一个人——图奥内·乌代纳。

乌代纳住在克尔克岛，当过教堂司事和理发师。达尔马提亚语并非他的母语，他是小时候听父母私下交谈学会的，到巴尔托利1897年登门时已经二十年没说过。年事已高的他耳朵聋了，牙齿也几乎掉光，说话时嘴的动作都受影响。巴尔托利还是记下了大约2800个词、一些故事和他自己的生平，后来写成一本书，1906年用德文出版。1898年6月10日，乌代纳在一次修路的意外爆炸中丧生，没有人为他录过音。

达尔马提亚语是被慢慢淹没的。帝国对付语言，还有干脆得多的手段：把说这种语言的人整个搬走。

乌比赫人原本住在黑海东岸，今天俄罗斯索契一带。1864年，俄国征服西北高加索，乌比赫人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大批迁往奥斯曼帝国。一种曾有数万人使用的语言，从此散落在土耳其的几个村庄里。

四十年后，特夫菲克·埃森奇在其中一个叫哈吉奥斯曼的村子出生，由说乌比赫语的祖父母带大。法国语言学家乔治·杜梅齐尔从1930年起研究这门语言，1956年以后，能够帮助他系统记录这门语言的，只剩埃森奇一个人。在土耳其，人们需要说土耳其语才能生活，埃森奇一生都在看着自己的语言退到村子里，再退到几位老人的记忆里。

乌比赫语有80多个辅音，元音却只有两个。为了弄清这些复杂声音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埃森奇甚至同意接受X光检查，让语言学家在他说话时拍摄口腔内部的运动。他不再只是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而逐渐成了语言学家的合作者。杜梅齐尔称他为“同事”，带他去过巴黎和奥斯陆，录下了数千个词。有人问杜梅齐尔，埃森奇去世对这门语言意味着什么，他回答：“很多东西会失去。但很多东西已经保住了，和古希腊语、拉丁语不同，我们有乌比赫语使用者的录音。”

埃森奇生前就写好了自己墓碑上的话，1992年10月7日他去世后，这句话刻在了白色大理石上：“这是特夫菲克·埃森奇的墓。他是最后一个能说那种被称为乌比赫语的语言的人。”

殖民者让说话的人消失

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教授、研究领头人之一克莱尔·鲍尔恩指出，“黄金期”之后，古代帝国的扩张和欧洲殖民主义是语言种类锐减的主要原因。相比帝国扩张，殖民主义对语言的打击往往更直接：它消灭的不只是语言，更是使用这些语言的人。

1803年英国人开始在塔斯马尼亚建立殖民定居点之前，岛上的原住民估计有两千到八千人。接下来几十年的战争、疾病和暴力，让这个数字急剧减少。1833年，约200名幸存者被集中安置到弗林德斯岛，范妮·科克兰·史密斯1834年就出生在那里的教化所里。她七岁后被送进霍巴特的孤儿学校学做家务，十二岁给传教士家当女佣，一年挣两镑十先令。她后来嫁给一个英国人，生了11个孩子，在霍巴特以南的一个小镇安家，唱了很多歌，也讲了很多族人的故事。

1636年英国殖民者登陆北美布洛克岛的古老雕刻画。视觉中国

1899年8月5日，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在霍巴特的博物馆房间里请她对着一台爱迪生留声机说话。塔斯马尼亚主教、政府注册总长、皇家学会秘书兼博物馆馆长等人在场，她由侄子陪同。她先用英语自报家门：“我是范妮·史密斯，出生在弗林德斯岛，我是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人。”有人问起她的父亲，她说：“我父亲努纳。努纳不在这儿了。努纳走了。”然后她用自己的语言唱了一首科罗博里舞歌和一首春歌。

春歌讲的是春天到来：鸟儿鸣叫，云朵被阳光照亮，花朵开放，一切都在跳舞。她唱得很用力，几乎是在喊的，蜡筒上的声音因此失真。1903年她又录下数个蜡筒，结尾说：“我是这个种族最后的人，一个塔斯马尼亚人。我刚好七十岁。”这些蜡筒成为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语言录音。1905年2月24日，范妮去世，有400多人在葬礼上为她送行。

在地球的另一端，火地岛的故事几乎和范妮的一样。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隆1928年生在智利纳瓦里诺岛，比格尔海峡南岸，再往南就是合恩角。她的族人雅甘人在这片群岛上生活了至少六千年，划树皮船穿行于海峡，捕鱼、猎海豹，用动物油脂抵御严寒。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深入火地岛地区时，雅甘人大约有三千。疾病、传教和殖民扩张，让这个数字在几十年间骤降到百余人。

她四岁时成为孤儿，祖父被一个西班牙人杀死，姑姑把她和姐姐乌尔苏拉带大。她和姐姐从小说的是雅甘语，一种至今没有发现与世界上任何已知语言存在亲属关系的孤立语言。

姐姐去世后，卡尔德隆成了最后一位已知的雅甘语母语者。她晚年住在一栋木屋里，靠编芦苇篮子维持生活，教后辈说雅甘语。一位住在附近的人类学家说，年轻一代知道这门语言，“程度远不及克里斯蒂娜”。2009年智利政府授予她“活人类宝藏”称号。她和姐姐、孙女克里斯蒂娜·萨拉加共同整理出版了雅甘故事集《Hai kur mamášhu 　　　his》，意思是“我想给你讲个故事”。她和孙女还与语言学家奥利弗·沃格尔合作编纂了雅甘语—西班牙语词典。

2022年2月16日，93岁的卡尔德隆因病去世。她的女儿莉迪娅·冈萨雷斯当时正作为雅甘族代表参与起草智利新宪法。“随着她的离去，我们民族文化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也走了。”冈萨雷斯写道。但词典、故事集以及已经整理下来的语料，也给雅甘语的抢救和复兴留下了一线希望。

教室里是一代人的沉默

鲍尔恩说，“语言对其使用社群具有意义，承载着知识、文化联结和集体记忆”。判断一门语言濒危与否，研究者最看重的指标之一，是它能不能传给下一代。20世纪，一些语言的消失没有伴随炮火、流放或瘟疫。它们只是失去了下一代：父母还在说，孩子却选择了沉默。

玛丽·史密斯·琼斯1918年生于阿拉斯加科尔多瓦，家族世代生活在埃亚克人的传统领地。她的童年正值疾病和殖民压力重创埃亚克人的年代，她活了下来，嫁人，生了九个孩子。九个孩子没有一个学会埃亚克语。女儿后来解释，他们“成长在一个除了英语之外说任何语言都被认为是错的年代”。

1992年姐姐索菲去世，琼斯成了最后一个埃亚克语使用者，那年她74岁。《纽约客》的一位女作者问她成为最后一人是什么感受，她反问道：“如果你的孩子死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在1962年前后开始和她一起工作，编出了埃亚克语的词典和语法。克劳斯正是1992年在《语言》期刊上发出警告的人，他说，如果语言学对语言消亡无动于衷，它可能成为历史上唯一一门眼看着自己90%的研究对象消失却无所作为的学科。他说琼斯以极大的尊严背负着成为“最后一位说话者”的重担，“她很孤独”。琼斯2008年1月在安克雷奇家中去世，克劳斯说：“随着她的去世，埃亚克语消亡了。”

最近的一次沉默发生在今年3月7日。维尔迪娜·帕克在美国俄勒冈州去世，刚过90岁生日。她出生在加州北部的胡帕谷，三一河下游的一条河谷。她那一代的印第安孩子大多被送进寄宿学校，与家人隔绝，在那里说母语会受罚。她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长期离开社区，而是由只说胡帕语的祖母带大。成年后她每天和母亲用胡帕语说话，直到整个社区都很少有人能流利使用这门语言。

她后来搬到俄勒冈州温斯顿，2008年起与伯克利、斯坦福的语言学家合作录音。俄勒冈公共广播电台2015年曾去她家做过一期节目，标题叫“和最后一位胡帕语母语者在家”。胡帕谷部落发布的家属声明说，她“把词语、教导和传统贴身带着，守着它们，分享它们，好让它们永远不会失去”。

琼斯的孩子和帕克的同龄人，在同一种教育制度下学会了沉默。于是，一些语言学家开始换一个说法：它们不是“死亡”了，而是进入了“休眠”。

休眠的语言偶尔会被叫醒，叫醒它的人未必是自己人。后来，埃亚克语的复兴真的等来了一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克劳斯晚年收下了一名来自法国的年轻学生，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埃亚克语资料和知识传给了他。纪尧姆·勒迪伊13岁时偶然接触到埃亚克语，从网上的材料开始自学，后来去了阿拉斯加，翻阅克劳斯几十年积累的档案。克劳斯2019年去世后，勒迪伊成为埃亚克语最重要的非母语使用者和传承者之一。他不是埃亚克人。

胡帕谷的孩子们比埃亚克人幸运一些，他们有过一位会讲故事的姑婆。帕克的侄女们在保留地上面向幼儿开展胡帕语沉浸式教育。她们把帕克讲的郊狼故事录下来，做成布偶戏和图画书。帕克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时候会从俄勒冈回到保留地，当面给孩子们讲。有一回在她俄勒冈家附近的语言营上，她甚至用胡帕语教大家做苹果派。梅里克说，现在这些孩子“很多不知道郊狼故事的英语版本，他们只知道胡帕语的，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能演出来，能讲回给你听”。

一种语言真正的死亡，不一定发生在最后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它可能早在孩子不再学习它的时候就开始了。但反过来说，一种语言的复活，也不一定从一个新的母语者出生开始。它可能从一段录音、一本词典、一个故事，甚至一个来自八千公里之外、决定学这门语言的孩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