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国高层会晤越来越频繁,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却没有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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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看似在谈新加坡,实际上牵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社会讨论了近20年的G2格局,是否已经有了现实轮廓?在这种格局下,新加坡坚持不选边,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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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新加坡最值钱的东西,不是几栋摩天大楼,而是全球资本愿意把钱交给它管理,如果这个国家的重大决策完全受制于外部力量,资本还敢放心留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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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美国存在长期防务合作,美军也可以按照相关安排使用新加坡设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愿意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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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也不意味着新加坡必须在所有国际问题上与中方保持一致,合作可以很深入,但选择权不能轻易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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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新加坡靠海峡赚钱,不是简单地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而是提供货物转运、港口服务、金融结算、保险和法律等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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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来往越频繁,国际贸易越顺畅,新加坡的生意才越好,所以,它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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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警告,如果允许某个国家通过收费取得决定船只能否通行的权力,就可能形成战略控制和胁迫能力。
在犀哥看来,这番话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新加坡担心国际航运规则被改变,今天霍尔木兹海峡面临通航风险,明天其他重要航道会不会也遇到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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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际贸易开始按照政治关系决定通行条件,新加坡靠开放航运建立起来的优势就可能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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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加坡来说,海峡畅通是生意,海峡受阻就是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如此在意中东局势,毕竟,航运风险增加,影响的不只是油价,还有保险、运输、港口和供应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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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现场引用了一组数据:最富有的50名美国人拥有的资产,超过另外1.5亿美国人,谈到中国,他指出两个挑战。
一个是人口出生不足、老龄化加深,另一个是国内消费与1978年以来形成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之间需要进一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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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中美竞争并不完全由外交矛盾推动,两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样会影响对外政策,而新加坡恰恰处在这两股力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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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整关税和技术政策,新加坡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也会随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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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犀哥看来,不选边不是逃避竞争,而是尽可能减少竞争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但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只是新加坡一家需要面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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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2027年新加坡担任主席国时,推动东盟内部进一步融合,同时扩大与欧盟、非洲、南美、太平洋岛国和加拿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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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哥认为,这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合作伙伴,一个国家面对大国竞争时,能选择的合作对象越多,政策调整的空间通常就越大,新加坡显然希望通过东盟这个平台,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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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消息来自菲律宾马尼拉,10月8日,第23届东盟与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举行。
东盟官方联合声明强调,在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各方需要维护稳定可靠的地区能源供应链,保障能源持续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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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举行的东亚峰会能源部长会议,也讨论了能源安全与地区合作,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虽然中美竞争仍在继续,但在能源运输、供应链稳定等具体事务上,地区国家仍然需要彼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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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哥认为,新加坡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空间,它不希望东盟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而是希望东盟国家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决定合作方向。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如果把新加坡的外交选择放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看,还能发现一个更值得讨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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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关系领域再次出现一个受到关注的概念:G2,也就是所谓的中美两国集团,这个概念并不是特朗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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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前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就开始倡导中美加强协调的G2构想,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长期关注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与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在2006年前后提出过“中美国”概念,强调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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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反映了一个认识: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到了2025年10月29日,特朗普准备在韩国釜山与中方举行会晤前,公开表示G2即将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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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本主要出现在学术和政策讨论中的概念,再次引起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两次元首会晤。
犀哥认为,这些变化说明,中美正在尝试建立更加稳定的沟通和竞争管理机制,但有意思的是,双方高层接触增加,并没有让经贸、科技和安全领域的分歧自动消失。
因为沟通增多与竞争持续,本来就不矛盾,竞争越复杂,越需要沟通;分歧越深,越需要防止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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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所谓G2格局开始显现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G2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组成正式集团,更不意味着两国可以决定其他国家的一切。
它更多反映的是,中美对许多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如何相处,将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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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在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守住自己的利益,大国需要学会管理分歧,小国则需要保留自主选择,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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