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这个小县城的负面新闻，透露了三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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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燕志华

近日，媒体和网络都在聚焦一个西北小县城，青海祁连县。

国庆期间，5万人的小城，国庆单日涌进10万游客，酒店爆满。在零下4℃的夜里，不少游客可能露宿街头， 地方紧急行动起来，文旅局长连夜铺床， 把中学学生宿舍腾出来，安置近500名游客。

可就是这座县城的善意，却直接导致了新闻翻车。网络开始拷问：你安置了游客，孩子们怎么办？由此风向骤然转向，好事变成了坏事了。我想地方官员刚刚忙完，看到网络的这个舆论风向，一定是非常困惑茫然的。

实际上，这个新闻透露了三个确凿无疑的信息：

一是，西北旅游大概率火起来了，接下来西北将迎来机遇和风险叠加的流量。

从一些信息来看，西北旅游或许已经成为一个热点了。西北各地需要尽快根据历年来的游客变化曲线，评估可能的游客数量，并配备必要的服务设施。但是千万不能由此大兴酒店，那会得不偿失。因为旅游大多数都是穷游，对于地方财政于事无补，看看淄博烧烤就理解了这一点。

问题还在于，我发现了今天短视频时代的一个真相，那就是一个网红、一个地方或者文旅项目一旦流量爆发之后，最多半年到一年，就会遭遇流量断崖式的退潮，并且几乎不可逆。看看抖音算法引爆的网红如菏泽郭有才、湖南理发师、江西炸鸡哥等人的流量现状，就能理解这一点。董宇辉周期长，在于他搭上了直播卖货这个赛道。这是网络群体情绪爆发的一个规律，爆发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网络情绪的“不应期”。这意味着，西北流量或许将具有机遇和风险叠加的双重性，并且风险大于机遇。

二是，这个负面新闻反倒印证了一个正面新闻，那就是祁连县在网络突然走红了。

从正面的角度看，祁连县爆发了流量，但是接待短板一下子暴露无遗，虽然地方全员上阵，拿出十二万分的热情接待来客，但是依然成为一个负面新闻。如果媒体怀有善意的话，它完全可以说，祁连县一举成为“网红县城”，不过暴露了地方服务能力不足，依然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媒体和网络对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往往不友好，甚至充满恶意，极少报道他们的积极的正面新闻，这导致县一级的舆情爆发的频度和烈度都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县城舆情多、负面新闻多，本质是媒体和网络选择性地、更多地报道传播消极负面的报道而已。实际上县城更可能安居乐业，根据线下调查，县城常年位居居民幸福感受的榜首。

祁连县的这个负面新闻，就暴露了县城在舆论场中不公正的待遇、常年遭遇严重歧视的现实。这或许就是当下县城在舆论场中结构性的困境，也是一种宿命。反观成为网红的地方，从最早的西安、重庆，到近年来的淄博、哈尔滨、天水等，都是城市，而县城绝大多数是以负面的面目出现的。

县城形象如此不堪，原因是什么？我能找到的解释是，县城处于中国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交界处，是文化冲突的“地震带”，再加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地方诸侯”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面对网络的平权运动，常常遭遇阴谋想象和污名化。此外，县城是中国行政区划中最低一级，缺乏向上撬动的资源杠杆，向上看都是领导，媒体都是天兵天将，被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由此成为舆论霸凌的对象。看看央媒和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对象，县、区是舆论中总是挨鞭子的那个人。

最后，中国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城市群成为主题词，县城沦为被抽血的资源输出地，更在舆论聚焦中美博弈、AI、区块链、机器人等“高级话题”的时候，柴米油盐葱姜蒜的县城由此消失了，沦为舆论中的“沉默的国土”。即便这里承载了中国父老乡亲的栖息、城里人的乡愁和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模板，也被惯于“掐尖”的舆论无视了。舆论的掐尖特性，直接导致了无数普通人和大片国土就此沉底、沦亡，难以被看见，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县城面对舆论的被动局面，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到省城，央请大媒体为地方“说上一句话”。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有大媒体为祁连县写了一篇正面报道，为地方正名，解除了危机警报。我妄自揣测，应该是地方主官担心来之不易的大好流量局面，可能会被网民搞砸了，赶紧给宣传部长挂个电话,“李部长你快，快去省城找那王记者帮我们写个正面报道”，于是部长连夜踏上征程，为县城寻找一束曙光。

三是，网民对于中小学生的生活福祉具有条件反射般的关注。

网民对于下一代、对于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幸福程度的关心程度，达到了聚焦的程度，成为中国网络舆情的母题之一。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出现了生命事件或者生活条件令人不安，就是一起重大的舆情事件。

但是在县城里面，校园恰恰是公共设施，是理所当然的权力覆盖之地。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老师工资是财政发的，操场是紧急避难场，教学大楼是县长剪彩的。老师群体和校园场所，一直都被视为县城社会治理的预备队和战备资源。那么当事发紧急的时候，征用校园来办大事就是一个惯常的思路。但是未料此举触碰到了网络母题，触到了网民的心理逆鳞，由此引爆一场舆情。

这告诉我们，任何地方对于孩子、对于学生、对于校园，只能做生活福祉的加法和增量，任何一点的减量或者损伤，都是一种巨大的舆情风险。

此外，县城舆情的频发爆发，本质上是网民对于权力的监督。淄博获得众口一词的赞誉，在于地方真正将权力转化成为为民服务的力量，并将淄博烧烤打造成了全民大联欢的热烈场景，不光以狂欢庆祝疫情的解放，更在今天内卷严重的时代，为全民留下了温馨的群体记忆。

对于类似祁连县这样的事件来说，该如何应对下一场可能的流量爆发，并尽可能降低舆情风险呢？

我的建议是，西北任何拥有旅游资源的城市和县城，都应该立足于迎接和应对一场可能的旅游流量的爆发。事实是，在东南沿海那些游客的眼里，玩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最后才发现真正的宝藏在国内、在西北。问题还在于，西北几乎每个县城都隐藏着一个旅游的秘境，消亡的古文明、无人揭秘的遗址、动辄上溯夏周的传说，以及无钱维护、无力推广的旅游资源，都构成了吸引力。

但是地方不能因此大兴土木，大建文旅酒店，那会陷入一个文旅陷阱。因为流量是个玄学，可能突然爆发，又可能突然枯竭，所以正如有经验的饭店，既要能应对吃饭高峰半小时的座位紧张局面，又要面对日常堂食而不浪费。

建议各地复盘祁连县的经历，在盘点日常酒店、饭店数量资源的基础上，适当备足后备资源以应急需。比如组建全员服务的预备队，随时能上；慎打校园的主意，除非它真的有闲置的空间；寻找可用的酒店床位，在景区发展民宿业，鼓励居民将闲置房间简单修缮一下以作备用；地方学习淄博经验，对全域百姓的服务意识进行一次梳理，每个人都是地方形象大使，将每个游客视为来此考察营商环境的投资客，严防出现消费纠纷，在社会心理演练迎接一次现代服务业的大考，等。

但是县城需要破除一个观念的迷思，就是不应该对于流量抱以厚望。因为祈祷了无数次的泼天流量，一旦汹涌而至，县城往往接不住，一旦接不住就是祸水。地方落后的文旅设施、民宿里有气无力的空调、众口难调的饮食，让那些有钱有闲的大城市游客，往往败兴而归，并就此留下负面印象。

所以我的观点是，文旅流量对于地方来说，很难带来大富大贵，更可能给地方带来风险，被网民撒上椒盐，放上烧烤架。地方更应将文旅流量视为一股让水车转起来的、外来的倒逼动力。比如，借此机会推进改革，革除落后僵化思想，让行政权力切实化为服务民生的力量，将改善民生放在首位，提升全域的软硬件设施，丰富文创产品品类，争取让游客为本地文旅和地方形象打出高分。但是归根到底，文旅和游客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和落脚点，是提升本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真正做到主政一方，执政为民，为地方留下口碑。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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