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在买卖U，为什么被法院叫成“中央对手方”非法经营罪？

曾杰律师

广强律所非法集资案件辩护中心主任，广强律所高级合伙人。

文章刊载于专栏《金融犯罪辩护日记》，让每一篇法律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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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重庆高院发布了一个案例，法律界习惯叫重庆何某案。何某做的事情，和市面上绝大多数USDT商家没有本质区别：在交易平台挂买单和卖单，有人卖U他就收，有人买U他就出，赚个价差。他自己囤U，U跌了他亏钱，U涨了他赚钱——就是一个做市商或者说承兑商。

但法院对他的定性，用了五个字：“中央对手方”，背后的含义就是从事非法的支付结算业务。

原话是：何某“控制多个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接受他人注资形成资金池，作为中央对手方变相为涉案平台提供大规模的人民币和虚拟货币之间的充值、兑换业务”。据此认定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审判三年、罚金500万，二审维持。

这五个字很唬人。乍一看，好像何某开了一家小型清算所，对所有买家当卖方、对所有卖家当买方，在背后做资金清分。但实际上，如果把金融法里真正的“中央对手方”概念翻出来，再对照何某的实际操作，你会发现——法院这里用的“中央对手方”，更像一个描述市场地位的修辞，而不是对这个概念的准确适用。

一个卖U的商户，怎么就成了中央对手方？这个定性，到底是在说事实，还是在做类比？

1.何谓“中央对手方”

“禁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这一禁止性表述，最早见于2017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21年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予以重申；2026年2月6日人民银行等十一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再次沿用该表述，并将禁止范围扩展至挂钩人民币稳定币境外发行、RWA代币化等业务。

但真把金融法系语境内的中央对手方概念翻开，再对照何某这种USDT商户的实际操作，会发现法院这里使用的“中央对手方”，更像一个U商描述市场地位的修辞，是一种比喻的修辞，而非对中央对手方一词的准确适用。

按证监会《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结算分为清算和交收：清算是按规则算证券和资金的应收应付，交收是按清算结果最终交付。“中央对手方”（CCP）在该办法里的定义是：在结算过程中，同时作为所有买方和卖方的交收对手，提供履约保障以保证交收顺利完成的主体。

其核心功能就是合约更替和担保交收。原来A和B直接成交，CCP插进来，变成A对CCP、B对CCP两份合同，原始双边合同被替代。人民日报早年介绍银行间债券中央对手方机制时也是这样写：充当原买方卖方、核心内容是合约更替和担保交收。

2.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人人都可能能遇到的场景：二手房买卖。

你要买一套200万的二手房，房主是陌生人。你们俩直接交易，你怕付了钱对方不过户，对方怕过了户你不付钱。这时候如果设计一个中央对手方，比如我们称它为资金监管银行A银行

你和房主谈好了200万成交，但双方互不信任。这时候A银行站出来，它提供资金监管账户服务：你把200万打进A银行监管账户，房主看到钱到账了但拿不到，放心去过户；过户完成，银行确认无误，把200万打给房主。同时，本来是你和房主之间的签订的合同，A银行介入后，你和A银行签订合同，A银行和房主签订合同，一份合同变成两份，这就是CCP（中央对手方），也就是A银行的合同替换功能。

同时，合同替换后，A银行开始承担担保交易的功能。你只跟银行有约定（你把钱打进监管账户，银行保证在过户完成后付给房主；如果过户失败，银行保证全额退还）；房主也只跟银行有约定（他把房产证交给银行审核并完成过户，银行保证在过户完成后把200万打给他）。你和房主之间不再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你们都只跟银行有约定。这就导致房产交易市场的所有买家和卖家的交易对手只有一个，都是A银行。

这个功能就确保了房产和资金交收的担保，其实类似于什么？曾律师之前就经常讲过，类似于电商平台我们常见到的第三方支付，只是说，电商市场的第三方支付公司不承担合约替换功能。他们都在资金流通过程中扮演中间节点。但关键区别在于：CCP做了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重构，支付机构只是执行支付指令。（也类似什么？类似虚拟币交易所的otc担保交易功能，都很像，但不能等同）

注意，这个房产领域的A银行承担的中央对手方（CCP）角色，是我生造举例的，实际上并没有，房地产市场真实存在的，是普通的中介或者做市商/囤房中介两种常见的中间角色，他们和CCP完全不同，

普通中介帮你找房源，带你看房，撮合你们谈价格。谈妥之后，他帮你们起草合同，然后你们自己去房管局过户、自己去银行打款。中介不碰你们的钱，也不碰房主的房产证。他们赚的是辛苦钱，是赚的劳务手续费，不会承担任何资金和不交房的风险。在虚拟货币领域，这相当于一个行情网站或信息平台——告诉你哪里有U卖、什么价格，但不碰你的钱，也不碰你的U。

而做市商/囤房中介，是自己买卖，赚的是房产差价，这种中介自己先掏钱买下几套房，放在自己名下。然后他挂出牌子：收购价195万一套，卖出价205万一套。你来找他买房，他直接从自己名下过户一套给你，你付205万。房主来找他卖房，他当场付195万收下，过户到自己名下。

注意他的特点：他自己就是交易的一方，不是帮你和房主牵线。他有库存，房价跌了他亏钱。他赚的是买卖差价，不是中介费。他承担价格风险——如果房价跌到180万，他手里的房就亏了。

在虚拟货币领域，这就是OTC商户、类做市商。重庆何某案里的何某就是这类——他自己先囤U，然后挂买卖双边价，赚价差，U跌了他亏钱。但是他和中央对手方ccp的区别就是完全不同了，第一，他不具备合约更替的功能；因为U的买家和卖家本身就会产生任何直接的交易，他们的原合同，就是和otc商户的买卖合同。第二，这类商户自身承担买卖价格涨跌的风险，而不是赚取手续费。

实际上，绝大多数虚拟货币交易所都推出过担保交易的功能，确实具有CCP的某些影子（主要是担保交收的雏形），但它缺了合约更替、多边净额和最终信用风险承担这三块核心功能，因此作用类似于支付宝，在法律和金融意义上仍然不是真正的CCP。而更重要的是，就算平台有这个功能，何某作为平台上的一个商户，也不等于平台本身。

因此，中央对手方不是随便一个“在中间同时接买卖双方”的角色就能自称的。它在金融市场里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期货市场、标准化场外衍生品、部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些市场的共同特点是交易量大、对手方风险集中、一家违约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才需要一个持牌的、有资本金和风控体系的清算所介入做合约更替和担保交收。

虚拟货币的OTC商户市场，既不满足“交易量大到需要系统性风险管理”（单个商户的交易量相对于整个市场微不足道），也不具备“持牌清算所”的资质和风控能力，更不存在“合约更替”和“多边净额”的制度设计。把一个USDT商户叫作“中央对手方”，就像把小区门口卖菜的张大姐叫作“农产品期货清算所”——听着像，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用前面聊过的房产例子收口：真正的中央对手方，就像二手房资金监管银行——不买不卖房，只保证买房的钱进监管账户、过户完成、房款放给卖方；房价从200万涨到300万还是跌到100万，跟它没关系；它收服务费，承担的是交收违约风险。

3.何某这种USDT商家实际在做什么

类似于一家中等规模的做市商或者囤货中介

在何某案中，法院提到租赁场地、招人、用亲友名义开多账户多银行卡承接双边资金。即便按这些材料还原，他的日常也是：在商户区挂双边价，人民币买U、人民币卖U，赚价差；自己留U库存，买家来买就从库存划，卖家来卖就收U入库存；人民币端用多张卡、多个银行账户滚动；接外部注资后扩大挂单规模，形成资金池；每一笔成交，法律上是“客户与何某买”或“客户与何某卖”，不是“客户A通过何某把人民币转给客户B、把B的U转给A”。这更接近场外做市商、承兑商，不是金融CCP，中央对手方。

所以严格说，何某是“在交易平台上以双边报价承接不特定客户、用自有资金和虚拟货币库存做兑换的类做市商/OTC承兑商”。法院叫他中央对手方，形容的是他“对很多买家当卖家、对很多卖家当买家”的枢纽地位；但这个地位和“具有清算资质的中央对手方”不是一回事，这是在对中央对手方这个概念存在误解情况下的一种类比和想象。

4.为什么把“U商”直接类比成“支付结算”有类推风险

刑法225条第三项打击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两高2019年解释列了三类明示情形：用受理终端或网络支付接口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非法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单位转个人；非法提供支票套现；再加“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兜底。数额上，支付结算或买卖外汇均可按非法经营数额500万以上为情节严重、2500万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把握。

但“其他”怎么解释，不能脱离支付结算的实质。最高检互联网金融座谈会纪要把支付结算业务概括为“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部分检察、法院业务文章也按这个狭义口径讨论，强调要区分“作为中介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和“自己作为买卖主体交付商品”。

说回何某案，至少有三个争议误区：

第一个误解，把何某的“双边挂单、同时接买卖”叫中央对手方。这本身是把金融基础设施术语借用到OTC商户身上。商户同时当买盘和卖盘，不当然产生合约更替、多边净额清仓划算、担保交收的功能。

第二个误解，是把“U商”等同于“资金枢纽”，再等同于“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但若A打人民币给何某、何某从自己U库存划U给A；B打U给何某、何某从自己人民币账户付钱给B，A和B之间并没有发生法币互转。何某是交易对象，不是中立划转法币或者usdt的中介。

第三个误区，把“接收虚拟货币、付出人民币/接收人民币、付出虚拟货币”直接认定为“货币资金转移”。虚拟货币在我国监管口径下不是法定货币，是特定虚拟商品；若平台收的是物、付的是币，再在后台把币换币、换法币，前端商户这一环是否构成“货币资金从付款人转移到收款人”，需要看有没有代客清分，而不能只看“像对手方”。

这三个误区合起来，就是用金融术语做类比，再把类比结果装进“其他非法支付结算”的兜底条款。对被告人不利时，若缺乏证据证明其实际承担代客轧差、替代持牌机构做跨主体资金清分，仅依据多账户、资金池、大流水、双边报价就定支付结算，说理容易变成“因为规模大、像枢纽，所以像清算所，所以是无牌支付”，这是凭感觉进行的类推解释。

何某案法院强调“接受他人注资形成资金池”“为平台提供大规模充值兑换”，说明办案机关可能掌握了资金池化、代充值、平台化证据；但“中央对手方”这个词本身不能替代这些事实。判决书摘要若只认定“中央对手方+资金池+无牌=支付结算”，而不写资金如何在各客户间代付、结算、清分，定性说理就显得颇为单薄，或许，这就是该案件无法成为标志性的、典型性的，有参考意义的案件原因之一。

曾杰律师：金融犯罪辩护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暨非法集资案件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涉案38亿虚拟货币支付结算非法经营案成功不起诉辩护人；涉虚拟货币传销案二审成功改罪名轻判辩护人；涉数字藏品传销案一审成功改罪名轻判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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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部分列举）：

1.湖南虚拟货币交易所，涉案30多亿，X某被控支付结算类非法经营案（成功证据不足不起诉）

2.东北，W某被控数字藏品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成功打掉传销罪名，主犯终判1年，实报实销，判决后释放）

3.河北，W某被控虚拟货币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再次成功打掉传销罪名，一审六年以上终判1年10个月实报实销判决后释放）

4.江西，L某涉嫌非法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罪，涉案金额3000余万（成功证据不足不起诉）

5.广东，Z某被控投资理财类集资诈骗案（罪名改非吸，10年以上终判4年8个月）

6.湖南，C某被控非法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罪二审改判（金额成功扣减十倍，从1.6亿改为1600万，实报实销）

7.河南，L某被控非法买卖外汇类非法经营罪（涉案金额1.6亿，量刑建议五年以上，终判缓刑）

8.山东，L某被控支付结算类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3亿（轻判，五年以上终判两年）

9.深圳，H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总涉案金额85亿（轻判三年，作为高管，刑期比下属还轻）

10.北京，L某涉数字货币诈骗案（改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十年以上终判缓刑）

11.肇庆，X某某被控非法经营罪，涉案金额1.8亿（五年以上，终判缓刑）

12.甘肃，Z某金融诈骗案（量刑建议20年起，成功打掉两个罪名，获得十年以下判决）

13.东北，H某某传销案二审针对抗诉（成功打掉抗诉事由，维持一审轻判）

14.东北，媒体广泛报道的某律师涉嫌寻衅滋事罪（撤案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