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我出生在沂蒙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说是腹地，其实是群山褶皱里被遗忘的一角。村子小得像是谁随手撒下的一把石子，东边两座山，西边两座山，南边北边还有山。山们把天裁成窄窄的一条，把日子也裁得慢悠悠的。
两条小河从山涧里淌出来，细瘦得像两根青布带子，弯弯曲曲地穿过村子，在村东汇成一座水库。水库的水面，晴天时蓝得深不见底，雨天时又灰得像一块旧棉布。水边多芦苇，风过时沙沙地响，像是谁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
地是薄地。麦子绿时，满坡的绿像是泼上去的；豆子黄时，又像是镀了一层金。可庄稼人的眉头，总拧着一股解不开的愁：旱啊。年年种，年年盼，盼来的雨水总是少那么几滴。山是穷山，人是穷人，连风过的时候都带着几分饥渴的叹息。
可就在这穷山缺水的地方，政府给孩子们修了一所学校。没有砖，没有瓦，就地取材，清一色的石头。石头的教室，石头的院墙，石板的院子，连课桌也是石板搭的。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夏天烫屁股，冬天凉透骨。可就是这所学校，成了山里娃娃唯一的出路。
教室里能望见窗外的酸枣树。那树是不用人管的，墙根下，石缝里，只要有土就能活。天旱也好，雨涝也罢，它总是绿着，绿得倔强，绿得不管你人间的悲欢。春天开碎碎的小黄花，秋天结红红的小酸枣。小鸟来了，啄几口；风来了，摇一摇；日子来了，它也不躲，就那么站着，站着看一代代娃娃从教室里进进出出。
那口“钟”最是难忘。其实哪是什么钟呢，不过是一截旧铁链，拴在办公室旁边的大槐树下。老师个头不高，正好够得着。预备钟一响，满校园的孩子像麻雀见了谷子，呼啦一下全飞进教室，坐得端端正正的，唱歌，读书。那声音从石缝里挤出来，从山坳里升上去，细细的，亮亮的，像是要把这闭塞的山沟沟喊醒。
最快乐的是去爬透明崮。崮在五里外，山泉水汩汩地流，捧一口含在嘴里，甜得像山歌。路上到处是酸枣，红艳艳的，摘一颗嚼着，酸里带着甜，甜里带着涩。现在想来，那味道，就是日子的味道罢。
二年级下学期，我就离开了。后来听说，娃娃们再也不用踏着山路去读书了。再后来，山被开了石料场，一车车的石子运往山外。留守的老人越来越多，像山上的酸枣树，守着，守着，就守成了风景。
如今，爱人常带孩子去爬山。孩子欢天喜地的，我总摆摆手：“山有啥好爬的？你们去吧。我小时候，一天爬三遍。”
说这话时，我正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山在哪里呢？看不见了。可那山，分明还在心里。它不在别处，就在每一次拒绝爬山的那一声叹息里，在每一颗酸枣的回味里，在那口永远响不到的钟声里。
人这一生，大概就是一座被搬走的山。搬走了，可石头的重量还在。我们在没有山的地方爬山，在没有钟声的地方守时，在没有酸枣树的地方，一遍遍咀嚼那涩涩的甜。
山那边，是回不去的故乡。山这边，是望不见的远方。而我们，永远在山的脊背上走着，走过童年，走过青春，走向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只是偶尔，在某个黄昏，会突然听见铁链敲击树干的声响：预备钟，上课钟，放学钟。钟声里，一群孩子正沿着石板路，跑向各自不同的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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