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破解消费和消费率之谜（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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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破解消费和消费率之谜

摘要：中国居民消费率四十年虽然仍低于一些国际的均值，却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全球最快的消费增速。本文区分消费率（结构指标）与消费增速（景气指标），并系统检验了六种"消费率被低估"的解释，结论是没有任何一项能填补缺口。消费率缺口约八成由消费倾向（不敢花）解释，两成由收入分配（没分到）解释。消费倾向的背后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私人负担的双重压力，分配背后是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与税负结构的系统性偏低。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意味着，扩大消费不是增长的代价，而是增长的条件。本文将这一问题置于"压缩的现代性"的时间尺度中理解：前半程的压缩靠举国投资，后半程只能靠制度。

多年来，针对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投资多消费少的失衡现象以及如何再平衡，经济学界争论不休。9月19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专家发言再一次引发公共争议，10月1日我发表一文，引用大量最新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投资驱动增长的效果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延续这个路径得不偿失。经济现在面临的三大挑战是：资本在流向低效率的领域，钱在流向不变成居民收入的地方，债务在流向没有现金流的资产，如何实现顺利转型至关重要。归根到底，投资与消费都只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真正决定增长绩效的，是让投资流向高效率企业、让增长成果流向居民部门的规则。本文继续剖析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

消费率与消费增速是不同的概念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9%，比主要经济体的均值差了约13个百分点。更奇怪的是，虽然消费率较低，但曾长期是全球消费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消费增速最快与消费率低，为何能长期并存？

讨论消费问题，必须注意消费率低与消费低迷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观察一国消费，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指标：一是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刻画的是需求结构；二是消费增速，即消费支出的增长动能，刻画的是景气程度。两者可以同向变动，也可以背离。

这一区分有重要意义，也是过去十多年一场重要学术论战的分界线。论战的一方，是先后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另一方，是他在卡内基的同事、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黄育川（Yukon Huang）。

佩蒂斯是西方舆论场批评中国经济失衡知名度较高的专家。他在2013年出版的《大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中指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4%降至2010年的35.1%，为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他认为消费率低不是统计现象，而是增长模式的病灶：这一模式通过压低利率、低估汇率、令工资增长持续慢于生产率，把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居民部门转移到企业和其他部门，以此推高储蓄与投资。在这个框架里，消费率是"根本性失衡"的同义词，消费份额不回升，债务驱动的投资终将撞上边际收益递减，再平衡要么主动发生，要么以危机的形式被迫发生。这场争论并不只停留在书页上，2016年6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重申的优先事项仍是"将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向由居民消费而非投资和出口驱动"。

黄育川在2017年出版的《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中指出了一个"消费悖论"：佩蒂斯引用的消费率数据没错，但中国人均消费实际增速年均8%—9%，同样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过去三十年，"失衡"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实际消费年均分别增长7.0%、8.8%、7.8%，而"均衡"的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只有3.7%—4.3%。用他的话说，"更平衡的增长意味着更快的消费增长，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他的机制解释是城镇化会计：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工业，劳动报酬份额必然下降。他书中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种稻，年产值一万元，消费占七成；这个人进城到富士康组装iPod，年薪三万元，吃掉存下一半，而一台iPod产值六万元，他的消费占产值的比重变成了25%。同一个人，进城后收入涨了两倍，消费率却从70%掉到25%。如果消费率下降真源于金融压抑，各地区下降模式应当一致；而数据上的下降几乎集中于西部，与西部开发带动的城镇化吻合，与金融压抑的空间分布对不上。同样要交代的是，黄育川并不否认中国投资低效，他亲手记录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生产率的显著恶化；他主张的政策是户籍改革（可使消费份额提高数个百分点）、压减内陆无效基建、财政转向社会支出，他反对的只是"人为刺激消费"和消费率作为政策目标本身。

黄育川资料图

这场论战的分歧，需要在概念上说清楚。佩蒂斯关心的是结构能不能持续，居民部门拿到的份额，是否低到撑不住投资闭环；黄育川强调的是生活改善够不够快。黄育川对2011年后消费率回升的解释，同样是"增长放缓的被动结果"，而非消费走强。真正的分歧只有一个：消费率究竟是病灶的度量，还是发展的副产品。检验这场论战最好的裁判是时间，黄育川预测再平衡将随城镇化自然到来、需时数十年；事实是消费率从2010年的35%回升到2025年的40%，十五年爬升5个百分点。方向他是对的，但速度说明：没有分配与保障层面的制度调整，自然再平衡快不起来。

此外，黄育川用以淡化问题的跨国横截面U型规律——消费率随收入上升先降后升——解释的是趋势，但这不属于正常偏低，而是显著偏低，分析清楚原因至关重要。

这一偏离在近年呈现出新的组合。消费率有所回升，2023年39.6%、2024年39.9%、2025年40.0%；消费增速却明显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历史上的两位数降至2025年的3.7%，2026年1—8月增长1.1%。此轮消费率回升的相当部分并非消费走强，消费和投资都在减速。这里还需澄清一个统计口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消费率并不低，2025年已达56.9%"，这一数字是最终消费率，包含政府消费16.9%，居民消费仅为40.0%。以含政府消费的指标回应居民消费的问题，口径并不对应。

消费增速的快慢，解释不了消费率的高低。消费高速增长的年代，消费率低了四十年；如今增速放缓，消费率反而被动回升。当前真正要回答的，不是"怎么让居民多消费一笔"，而是"低消费率的格局为何维持四十年"。前者是逆周期调节，后者才是结构性问题。本文先排除统计口径解释（第二部分），再看分配结构（第三部分）与消费倾向（第四部分），最后谈该怎么办（第五部分）。

流行解释与低估论的检验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9.9%，44个主要经济体的均值为52.8%（中金口径）。过去四十年，中国在不同收入阶段上消费率持续低于均值；2011年后开始回升，符合国际经验的U型规律（Syrquin和Chenery，1989）。消费率为何长期偏低？流传最广的解释有三个，中金公司黄文静、潘治东、张文朗逐一做了检验。

第一，价格水平低导致消费率被低估？这可能是最多人，包括许多专业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是别忘了，物价对分子分母的影响是对称的，GDP同样受到价格水平影响。按购买力平价调整，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9.6%升到42.0%，提高了2.4个百分点，与美国仍差23.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率差距由0.4个百分点扩大到7.3个百分点，服务消费率差距由25.8个百分点收窄到16.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价格因素可以解释的差距有限。

第二，政府提供大量补贴性公共服务，压低了居民消费率？按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SNA），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居民的实物与服务（实物社会转移）可以补回居民消费。2023年中国这部分支出占GDP的7.0%，低于美国的7.7%，明显低于样本均值12.5%。补进去之后，中国与样本均值的差距不缩反扩，从13.2个百分点扩大到18.3个百分点；即使把政府自己的消费全部算上，中国总消费率仍明显偏低。

第三，统计口径低估了消费？自有住房消费原按"成本折旧法"估算，确实存在低估，但国家统计局已于2023年底改用"市场虚拟租金法"，居住消费率提高约1.1个百分点。医保也有差异，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保费计入居民消费；中国以基本医保报销为主、不计入。但把社保、教育补贴等社会保护支出合并看，中国在G20里本就靠后（卢锋，2025），文娱等服务消费占比也不高。口径修完之后，服务消费偏低的结论不变。

三个解释各有部分道理，但合计远不足以填补缺口。与金融机构研究平行存在的，是学术界三种更系统的"低估论"。后者不否认账面数字，而是主张这一数字系统性偏离了真实消费水平。若成立，"消费率偏低"和"再平衡"主张都会成为伪命题。好在检验这三种低估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数据，而是更严格的核算纪律和经济逻辑。

低估论之一：系统性重估。朱天与张军（2014）测算，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10个百分点以上：自有住房虚拟租金按使用者成本法重估、企业账户支付的私人消费回补、高收入家庭漏报收入按资金流量表还原。问题不在方向，在执行的纪律：三笔调整用了三套分母算法：住房一笔概念上同时抬高GDP分母，修正幅度却仍按原分母计算；企业消费按国民核算规则本已体现于生产法GDP，只宜调分子；高收入漏报则默认对应产出已经计入GDP。三套纪律统一之后，总修正幅度大幅缩水。更有力的检验来自事后：2023年官方按市场虚拟租金法改革自有住房核算，GDP仅调增约1.1个百分点。

低估论之二：实物量替代。不考虑价格因素，于飞与郭凯（2025）比较了中美实物消费量：食品消费已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制造品与相似发展阶段国家持平，人均住房套数和建筑面积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按实物量折算，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或许比按金额统计的高出一倍左右"。这组观察合理，也把缺口的位置标了出来：按名义汇率，中美商品消费率仅差0.4个百分点，服务消费率差25.8个百分点。前文提及按购买力平价调整，中美商品消费率差距扩大到7.3个百分点，服务差距仍有16.4个百分点。实物量不低，意味着缺口几乎全部落在服务与住房，实物便宜，一部分本来就是劳动者报酬偏低、服务价格受压的镜像。于飞与郭凯（2025）的结论也没有走向"消费无忧"，他们保留了"数量扩张和质量升级仍有显著提升空间"的限定，并明确主张"主动提升消费以实现更平衡的贸易结构"。

低估论之三：福利替代。余永定（2024）提出的指标最为直观：202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8.2岁高于美国的76.1岁，从卡路里、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到人均肉类消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不输发达国家，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这组论证需要区分流量与存量：预期寿命与儿童身高是数十年消费与公共投入积累的存量指标，而非当期消费的流量；卡路里与蛋白质摄入在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的经济体普遍接近饱和，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同样达标，它证明的是温饱已解决，而非服务消费充足。更根本的是，这组指标回答的是"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差不差"，消费率讨论的是"经济结构可持续不可持续"。实物福利再好，消费率偏低对应的产能过剩、价格低迷与外部失衡照样存在。公平地说，这个提醒的合理内核是反对把消费率当作机械的及格线，但并不等于结构问题不存在。

六项解释——补贴、物价、口径、重估、实物量、福利指标——没有一项能独立填上13个百分点的缺口。每一次修正都让缺口的位置更清楚：它不在实物消费的统计里，在服务、住房与社会保障的实然水平里。消费率偏低的结论，越检验越稳固。

国民收入分配：居民份额的结构性视角

消费率等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乘以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先看初次分配：2023年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的62.3%，美国77.4%，德国76.0%，样本均值64.6%。中金研究团队指出，差距有三个来源。

第一，劳动报酬的账面占比不低。按资金流量表数据，中国劳动报酬占GDP53.1%，比按OECD口径美国的51.0%还高。差距主要出在口径：SNA （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为自雇者单设"混合收入"科目、不作拆分，也不计入雇员报酬；中国无此科目，须把个体户的混合收入按比例拆为劳动报酬与营业盈余，农户的混合收入则整体计入。因此中国口径更宽、多算了自雇者报酬，两个数字不可直接比。统一口径后，中国调整后劳动报酬占GDP的56.1%，低于样本均值58.0%。在同等发展阶段处中等偏低水平。城镇化的一个副作用正在于此：工资绝对水平翻了几倍，劳动报酬的份额却被结构性压低。

第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更大。中国居民财产收入占GDP约3.2%，美国9.8%，样本均值6.6%，发展阶段相近的新兴经济体均值9.9%。结构上靠存款利息撑着，分红收入占GDP只有0.5%，不到样本均值4.8%的九分之一。原因有两个：居民部门持有的企业股权约为政府部门的五分之一；企业赚了钱习惯留在内部再投资而非分红。2021年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23.5%，与居民储蓄占比持平，样本国家里最高。中国的高储蓄问题，一半在企业部门——利润不分红就变成投资，产能越滚越大，居民收入没有同步跟上，供需之间的裂口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税负是"直接税轻、间接税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8%，还略高于样本均值58.7%，因为个税覆盖窄（综合所得纳税人只有约三成）、财产税近乎缺席。但税收六成以上是增值税、消费税这类间接税，买东西时就交了，大头由消费者承担；再叠加偏少的实物转移，把可支配收入加上实物转移、扣掉居民承担的间接税后，占比上升到67.8%，比新兴经济体均值仍然低4.6个百分点。

资源为什么持续流向企业与投资端？归根到底是制度激励。2013—2023年中国产业政策的财政成本年均约GDP的4%（2023年4.4%，其中现金补贴2.0、税收优惠1.5、土地0.5、信贷0.4），约为欧盟国家援助均值1.5%的三倍。微观层面更直白：国企的资本生产率比民企低（劳动生产率只差6%），借款成本却低25%，资本密集度高45%，也就是便宜的钱持续流向资本回报相对低的主体（Jurzyk和Ruane，2021；Mills等，2026）。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与此互为因果算：2024年企业端税收占地方税收的57.3%，招商上项目直接带来增加值、就业和税源，民生支出的收益却可能流向别的城市（王敏，2025）。每个地方都更愿意"建"，不愿"养"。

消费倾向：缺口的主导因素

从黄文静等（2026）拆解中国和样本经济体的差距来看，中国消费率比样本均值低13.2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大约各解释10.8和2.2个百分点，分别贡献了83.5%和16.5%。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58.4%，样本经济体均值为73.9%；即使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购房支出重新计算，消费倾向为68.6%，仍处低位，且缺口中消费意愿的解释力仍然高达77%。

消费倾向为什么低？

第一，公共投入与私人负担的双重压力。国际比较显示，消费倾向与社会福利支出呈倒U型关系：保障太弱时，家庭必须为养老、医疗、教育自我储蓄；保障太强时，高税负反向抑制消费；中间区间的消费意愿最高。中国目前处于曲线左侧，中国政府医疗支出约占GDP的3%，社会保障支出约3%。公共投入不足并未换来私人负担的轻松：中国农村家庭私人医疗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9.8%，城市为8.8%，接近美国的10%，约为韩国、加拿大的两倍。

第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直接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跨国比较中，中国按收入十等分家庭的储蓄率全部高于样本中的其他国家（斯洛文尼亚、法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塞尔维亚、南非、秘鲁、墨西哥），中国最高收入组高出约8到30个百分点。样本里所有国家的最低收入家庭都依靠借贷维持消费，但中国最低收入组的储蓄率高出约10到40个百分点。更细致的证据来自约240个地级市数据的面板分析：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提高10%，五年后农村家庭储蓄率下降0.5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提高10%，下降0.8个百分点；在公共服务薄弱、城市化率低的地区，降幅达1.3个百分点（Xu和Zhang，2026）。

第三，房地产调整构成了消费倾向的拖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测算，房价下跌20%等值的财富冲击，会使城镇家庭储蓄率提高0.45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二手房价格累计下跌21%，叠加期房交付不确定性，居民储蓄率持续高于趋势水平。这解释了本轮消费倾向低迷中周期性的一半；另一半仍是结构性的保障缺口。

除了上面三个新研究，中国人口与制度因素进一步抑制了消费。Zhang等（2018）将198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增量的归因分解为：约一半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四分之一来自住房制度改革，17%来自社会保障制度变迁，8%来自收入差距扩大。当前的结构性问题是老年人口消费率偏低，与未富先老、养老金待遇薄相关；中年劳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受养老、抚幼与赡养负担叠加推动；户籍制度则将近三亿进城务工人员置于公共服务的不完全覆盖之下，2023年城镇常住人口中27%持农村户籍，控制家庭特征后，农村户籍家庭的储蓄率比城镇户籍家庭高7.03个百分点，而无户籍家庭的消费水平比城镇户籍家庭低31%（Xu 和Zhang, 2026）。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达43岁。蔡昉（2023）的测算显示，若农民工全部转为城镇户籍，每年可新增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

综合起来，中国消费率偏低是"居民份额不高"与"消费倾向不高"的叠加，两者的交汇点，是资源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再配置。

从需求管理到增长引擎：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不依靠投资何以实现增长？这一质疑值得严肃对待，但它的理论依据并不完整，资本积累并非越多越好。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早在1961年就证明，存在一个使人均消费长期最大化的最优资本存量（黄金律），越过该水平，再投资的边际回报低于成本，继续积累反而压低长期消费。判断标准从来不是投资率的高低，而是边际产出能否覆盖边际成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此已有明确判断："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

中国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据Helbling等（2026）测算，中国资本边际产出已降至约9%，低于美国（约12%）和新兴市场平均（约13%）；资本产出比从1990年代的约2升到2023年的5以上。黄育川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序列显示了同一个分水岭：中国的投资生产率在1995—2008年居样本国家之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回落到与其他新兴市场相当的水平。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为何下降，我在里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当投资回报率往下走的时候继续堆投资，不再是储蓄未来，而是透支未来，钱变成过剩产能和债务，而不是居民收入。

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的独家剧本。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投资率基本在30%以上，1970年代初一度接近40%；韩国1991年投资率达到39%，泰国也接近40%。追赶一结束，投资率全部回落：日本1973年后一路下行，2000年降到26%，韩国九十年代中期后回落，2002年同样降到26%。投资率见顶、增速换挡、摩擦加剧，所有成功追赶的经济体都走过这条路。

更关键的是，"消费促进增长"近年得到了严格的实证支持。陈斌开等发表于2026年《经济研究》的论文发现，消费率与长期增长率之间是倒U型关系：在消费率较低的阶段，扩大消费反而能加快增长（消费率过高同样损害增长，过度消费往往导致贸易逆差和债务积累）。经济机制并不复杂：消费扩大市场需求，更多企业进得来、活得下，竞争倒逼技术进步，投资效率随之改善。测算结果是：中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投资回报率升0.65个百分点，总产出增速提高0.20个百分点，社会总福利提升46%。行业层面同样清晰：最终消费率越高的行业，小企业占比越高、企业进入越活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

这一证据与企业储蓄的图景相互衔接：利润留存转化为投资，是供给端的单轮驱动；利润分红转化为居民收入与消费，再牵引新的有效投资，是供需双轮驱动。前者是中国经济的熟练路径，已经走到边际收益递减；后者是政策正在转向的方向，"十五五"规划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内需列在任务之首。具体来说，政策落地分三步走：

第一，总量加力，降低居民的债务负担。金融周期下行期，家庭与地方政府同处去杠杆进程，财政政策需要顶上：消费补贴扩围、居民贷款展期与贴息、稳岗扩容。这是止血。

第二，结构倾斜，增加对人的投资。公共资源配置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联动增长；稳定股市楼市、提高企业分红比例，补上财产性收入的短板；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使居民经由社保体系间接持有国企股权，让分红转化为退休收入。成本收益的参照是，将农村地区社会支出翻倍，财政成本占GDP约1%，五年累计带来相当于1.8%GDP的消费增量，储蓄率降1.1个百分点（Xu和Zhang，2026）。黄育川在2017年著作中给出的清单与此几乎重合：户籍改革、压减内陆无效投资、财政转向社会支出。

第三，补上保障缺口，稳定消费预期。社会保障扩覆盖、降负担、缩差距。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偏重、民营企业名义费率偏高，做实缴费基数的前提是降低费率；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常住人口在哪里，子女教育与医疗保障就在哪里；优化假期安排，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保障每接住一个缺口，58.4%的消费倾向就向73.9%的国际均值靠近一分。供给端同样需要发力：清理不合理的消费限制，推动供给从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需要考虑的时间维度是人口：养老金支出将从2025年占GDP的5.4%升至2050年的约12%（Helbling等，2026）。

结语：投资消费失衡的代价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四十年，期间消费增速经历了从高速到低速的完整周期，消费率的走势却始终由分配格局与保障水平决定。提振消费的深层含义，不是劝说家庭打开钱包，而是重建消费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让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流向居民，让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有坚实的保障支撑。消费率提高13个百分点听着是宏观目标，换算到微观层面，不过是每个普通家庭工资涨一点、分红多一点、医疗养老教育的后顾之忧少一点。

最后，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放进更长的时间尺度里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以一代人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成就与代价同根同源。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称之为"压缩的现代性"：多个时代的任务与矛盾被压缩进同一时空，小农经济的家庭保障、工业社会的劳资关系、后工业社会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同时到来（Chang，1999）。中国消费率谜底的深层背景正在于此，追赶阶段把资源压向投资端是理性选择，代价是保障体系、分配结构与消费能力的建设未能同步压缩完成。中国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时，就要同时应对其他国家在三万美元阶段才面对的养老与住房问题。产出端的差距压缩已经完成，消费端的差距，是下一个三十年必须主动压缩的距离。前半程的压缩靠的是举国投资；后半程只能靠制度，把切给居民的那块蛋糕做大，把居民不敢花的后顾之忧接住。

这是长期结构调整的方向，已经没有太多的窗口可以从容等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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