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万头牲畜冻死、上千条河流断流：蒙古国生态困局是如何炼成的

2021年3月，一场大型沙尘暴从蒙古国中部戈壁出发，一路扩张，席卷首都乌兰巴托,并直扑中国北方。从燕山脚下到河西走廊,天色一片昏黄。

这种规模的沙尘暴在中国每次都能冲上热搜,而在蒙古国早已是家常便饭——全国各地每年少则刮五六场,多则三十余场。近年中国的沙尘天气,相当一部分沙源都来自蒙古国,其规模之大,有时甚至能吹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但受害最深的始终是蒙古国自身。

沙尘破坏草场、助长沙漠,昔日牛羊遍地的大草原先是退化为秃地,然后进一步沙化,又继续蚕食下一片草原,形成持续的恶性循环。乌兰巴托也多次因空气污染严重被国际组织点名。

这口大锅,首先可以归咎于天灾。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加之全球变暖施压,脆弱的生态更难自我修复。

蒙古国身处亚洲内陆,虽然与太平洋之间只隔着一个东北地区,但东亚季风止步于大兴安岭,蒙古国只能望洋兴叹。乌兰巴托的年降水量不过290毫米左右,南部戈壁省份仅100毫米出头,远不足以抵消蒸发。

从1940年到2015年这一长时段内,蒙古国平均气温上升了约2.24摄氏度,同期年降水量减少约7%,升温幅度明显高于同一时段全球平均水平,是气候变化的高敏感区。

条件如此恶劣,人口承载力必然极低——全国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人,还不到新疆的七分之一,放在人满为患的东亚各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自然条件只能分摊一部分责任。真正让蒙古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近四十年来农牧业的竭泽而渔、采矿业的粗放扩张,以及财富分配长期失衡形成的叠加效应。

时间倒回四十年前,彼时的蒙古国经济高度依赖苏联,工业能力十分有限,整个国家几乎就是一个超大号牧场。从1940年到1990年,牲畜总数长期维持在2500万头左右,草地虽有退化迹象,但大体仍在可控范围。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前后。苏联阵营陷入内忧外患,蒙古国高层先一步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一年后苏联解体,蒙古国失去了最大的外部援助来源。

改革方向上,牲畜由集体所有改为私人持有,但草场本身仍以国有和公共使用为主,这就导致每一户牧民都有动力把自家牲畜养到最多,草场却缺少真正能约束放牧强度的责任主体。对于长期贫困的牧民而言,最直接的脱贫办法就是不断扩大放牧规模。

到近年,蒙古国的牲畜数量已从2500万头一路攀升到7000万头上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牲畜总数达到7090万头,若按羊单位折算,不同地区的放牧强度已达到当地草场环境承载力的二到七倍,草原早已不堪重负。与此同时,久经考验的传统放牧经验也被打破。

草原民族很早就摸索出牛、马、山羊、绵羊、骆驼这五类牲畜不同的吃草习惯:马喜欢吃草籽和草的上端,牛用舌头卷食,对草场质量要求较高,草恢复起来也相对快;羊更靠近地面,特别是山羊喜欢刨根啃食,被山羊扫荡过的草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回血。

牧民通过调节五畜比例、在不同季节游牧转场,才实现了数千年的可持续放牧。但一切向钱看之后,资产配置就得跟着收益走。

随着山羊绒在国际市场走红,蒙古国的山羊比例从约18%猛增到四成左右,草场承受的压力随之几何级放大。

脆弱的生态同样禁不起极端天气的反复打击。近些年,当地雪灾频次明显上升,俗称"白灾"的严寒冬季对牧民造成毁灭性冲击。仅2022至2023年冬天,就有超过400万头牲畜冻死在雪原之上,几代人积攒的家当可能在一夜之间清零。

而随着升温加剧、冰川融水和地表径流减少,蒙古境内已有上千条河流和湖泊出现断流或干涸,水源线不断向北收缩,这对以水为生的草原来说,是最直接的釜底抽薪。

更深层的病根其实在矿业。看出口结构会发现,蒙古国动物皮毛类产品只占总出口的3%多一点,也就是说,对全国草场的透支性破坏,只换回了很小一块出口收益。

这个国家真正的收入来源是卖矿。蒙古国虽然缺水,但不缺矿,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的超级大矿。

额尔登特铜矿开采数十年后,如今每年仍能产出可观的铜精矿;2001年,加拿大公司在南戈壁省发现了世界级的奥尤陶勒盖矿,矿区面积与乌兰巴托相当,铜、金、银储量都相当可观;此外还有世界顶级焦煤矿之一的塔本陶勒盖,以及规模可观的煤炭储量。

在国际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国都一再证明,资源出口对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而言可以是巨大的财富。蒙古国很像一个内陆版的澳大利亚,纸面上前途光明。

可惜同样坐在矿山上,两国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澳大利亚人均GDP超过六万美元,蒙古国只有五千美元出头。

在发达国家,卖矿的钱可以反哺环境、降低社会收入压力,还能向下游延伸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创造更多高薪岗位;而在蒙古国,情况更像是一场"资源诅咒",进一步放大了既得利益者的贪欲。

培养本国产业太费事,不如直接承包给外资收租,这也打开了腐败寻租的大门。2022年,反腐部门发现塔本陶勒盖有650万吨煤炭与进出口数字对不上,相当于能装满十万节以上的车皮。

一查之下,上到前总统、前部长、前省长,下到车站小主管,几乎无人脱得了干系。

卖矿的钱大量流入少数人口袋,国家却连基础设施都难以更新。作为一个完全不缺煤的国家,蒙古国电力系统长期存在约两成的缺口,在奥尤陶勒盖挖矿的力拓公司甚至不得不从中国内蒙古拉电线买电。

开矿对环境的伤害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露天开采会直接破坏整个地表,修复成本极高;采矿和选矿都需要大量用水,而许多大矿恰恰位于极度缺水的南部戈壁地带,长此以往,地下水位持续下探。

草原的现状已经相当严峻。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出现严重退化,许多草地上的草本植物生物量仅为几十年前的一半不到,乌布苏省和几个戈壁省份情况尤为突出,农牧业根基被直接动摇。

按照相关评估,蒙古国约76.8%的土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荒漠化或土地退化的影响,这里既包含已经沙化的部分,也包含正在退化、仍可挽救的区域,需要分层应对,而非一概视为沙漠。

过不下去的农民牧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涌向首都。全国三百多万人口中约有一半集中在乌兰巴托,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份工资,攒下一点余地。

但首都也不是想住就能住的,中心区域的房价、房租对多数新移民来说都遥不可及,于是乌兰巴托外围出现了大片蒙古包棚户区,依山而建、层层叠叠。贫富对比在卫星图上一目了然。

这些棚户区基本没有像样的市政配套,草原上的冬天又异常寒冷,居民不得不烧煤取暖,煤都烧不起时就烧牛粪、废旧轮胎乃至干垃圾。

乌兰巴托最大的污染源其实不是远道而来的沙尘,而是本城棚户区的各种排放物;偏偏这座城市南北都是山,污染物不易扩散,雾霾常常久久不散。市中心居住的中上层相对好过一些,但对底层而言,烧什么取暖已经是最后的选择。

当然,上层并非毫无危机感。2005年,蒙古国推出了"绿墙计划",准备在南部营造防护林带;2021年,又提出"十亿棵树计划",拟在2030年之前完成植树目标。

这些项目听上去都很有气魄,但受限于匮乏的资金、人员和组织能力,实际执行效果与预期尚有不小差距。亚洲开发银行在相关报告中建议蒙古国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切实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

从草原到戈壁,从外省到首都,从普通牧民到权贵阶层,脆弱的生态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挤压。先破坏后治理在许多国家几乎都难以避免,但蒙古高原的恢复力明显弱于季风气候区,一旦滑向深度恶性循环,代价会被成倍放大。

阶级对立与贫富分化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与环境之间、以及社会内部的互害。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某一年的雪灾或旱灾有多猛烈,而在于这个国家正在逐步失去自我修复的空间——留给它调整方向的窗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窄。

如何在放牧规模、矿业秩序、能源结构和人口布局上做出系统性调整,考验的已不只是技术,更是触动既得利益的政治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