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东岸脚山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黄永胜和警卫员赖选章，正面对一场关系部队生死的硬仗。命令很明确：抢占米花山，掩护中央红军向湘江方向转移。
米花山并非险峻大山，却是一个呈“山”字形的阵地。最高处是鸭岭，两侧分布着三怪冲和乌龟冲。部队抵达时，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敌军的进攻已经逼近。
炮火先压了下来。
敌军飞机连续轰炸扫射，随后数十门火炮对着山头猛烈轰击。尘土、碎石和硝烟混在一起，刚挖出的战壕多处塌陷。敌军判断红军已经难以组织抵抗，炮击一停，便成群冲向阵地。
他们没有料到，山上的枪声很快密集起来。
红军官兵依托尚未完工的工事顽强射击，第一轮冲锋很快被打退。敌人不甘心，又调整战术，把青年军官组成的敢死队放在前面，同时配置可以随队移动的火力点，还用轻机枪发射曳光弹，为后方炮火指示目标。
这一套打法相当凶狠。可是红军也看出了敌人的意图。敢死队刚进入射程，便遭到集中射击；移动火力点被集束手榴弹摧毁；负责指示目标的机枪手，也成了红军射手重点打击的对象。米花山阵地几经争夺，始终没有被突破。
战斗结束后，第三团奉命撤离，向湘江方向转进。部队连续赶路，粮食供应十分紧张。黄永胜考虑到长途行军没有干粮，便让赖选章到附近圩场买些红薯，准备路上充饥。
这个差事看似普通，却让赖选章掉出了队伍。
他买到红薯后急忙追赶部队，途中右脚趾被树枝划伤。伤口处置条件很差，没过多久便红肿发炎。连续行军之下，他的双脚也逐渐肿胀，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
黄永胜发现后，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自己牵马步行。遇到坡陡路险、马匹也难以前进的地方，黄永胜让赖选章抓住马尾巴，借着马的力量向前挪动。
“实在走不动，就慢些跟，别硬撑。”黄永胜叮嘱道。
赖选章没有放弃。可是部队撤退速度很快，军情又紧，他抓着马尾巴走了一段，仍然渐渐落在后面。到了全州石塘镇余良铺一带，前方部队已经全部通过，他再也支撑不住，只能停下来。
更危险的是，桂军和地方民团随后追来。
赖选章穿着红军服装，不敢继续留在路上，便躲进一位老人的家中。老人看出情况后，赶紧让他换上百姓衣服。赖选章在老人家里藏了十多天，脚伤稍有好转，便帮着劈柴、挑水、干农活，以免给老人增加负担。
老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给他治伤，只好把他介绍到街上一户懂医术的人家。伤势逐渐稳定后，赖选章便留下帮工，用劳动抵偿医药和食宿费用。一个多月过去，双脚终于能够行走，他又到石塘圩一带寻找活计。
命运把他留在了全州。
在那里，他结识了两河镇载福村的农民王善卿。两人相处投契，王善卿把他当作亲兄弟。王善卿的哥哥王子先没有儿子，后来将赖选章认作养子，还替他操办婚事。此后，赖选章在当地成家，生有一儿一女，逐渐成为村中的普通农民。
他原本是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后改名赖选章，曾在瑞金红军总司令部担任警卫工作。黄永胜当时在警卫系统任职，赖选章长期跟随其左右，参加过中央苏区时期的多次反“围剿”作战，后来又一同踏上长征路。
掉队后，他不是没有想过回福建。只是当时没有路费，也没有可以投奔的亲人，战乱中的长途跋涉更不是一个伤员能够承担的。留下来谋生，成了现实选择。他砍柴卖钱，也给乡亲家做过长工，后来成为当地生产队社员。
新中国成立后，赖选章从报纸上得知，昔日的团长黄永胜已经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信，把自己的经历和住址说明白，希望确认当年的部队身份。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黄永胜手中。由于赖选章曾长期失去组织联系，地方方面先对他的经历进行调查，确认他没有叛变投敌行为后，才核实了老红军身份。
黄永胜随后亲笔回信，并寄去30元钱补贴家用。那个年代，普通农村家庭现金收入有限，30元并不是小数目。信中还交代，如果生活确有困难，可以向全州县民政部门申请帮助，并请县、乡干部前往慰问。
赖选章没有因此离开农村，也没有借此改变生活轨迹。他曾到县民政部门领取生活补助，还与福建老家的亲属重新取得联系。有关方面后来按规定发给他每月30元生活津贴。
黄永胜后来退出领导岗位，赖选章的身份和生活也没有受到牵连。他仍在全州种田，直到20世纪80年代去世。一个警卫员因买红薯负伤掉队，最终在异乡扎根；多年后，昔日团长寄来的30元钱，成为这段失散经历重新得到确认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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