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1月，北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39岁的孙健从天津工厂走进国务院，成为副总理。这个出身铸工的干部，和陈永贵一同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三年后，他却离开北京，重新穿上工作服，成为天津机械厂的一名工人。
孙健的起点并不显眼。1951年，他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习翻砂。铸造车间温度高、粉尘重，活儿又脏又累。那时的孙健没有显赫背景，靠的是肯下力气、肯钻研，逐渐从学徒做到生产组长、车间干部，后来担任车间主任和厂党委书记。
他曾连续多年没有回家。并不是不想回，而是工作和生活都压在肩上。老家的父亲病重，妻子庞秀婷既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又要下地挣工分，家中住的还是土改时分到的旧房子。组织调查后，有人感慨：“这样的日子，孙健都能扛下来。”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后来的一些习惯。他不讲排场，办事喜欢到现场，遇到问题先问工人怎么干。进入天津市工业系统后，他从生产管理岗位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后来担任天津市委有关职务，分管工业工作。
1975年出任副总理后，孙健仍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人物。有一次，他在中南海散步，遇到谷牧。谷牧问：“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孙健笑着答：“我还是学徒，学徒期间不能带家属。”一句玩笑话，背后却有他的真实心态：位置变了，自己仍得从头学习。
他在院子里开荒种菜，也会带着工作人员种白菜、茄子、大葱和豆角。有人觉得堂堂副总理做这些事太寒酸，他却认为空地闲着可惜，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不得不说，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干部群体中并不常见。
高位并没有让他的压力减轻。担任天津市领导后，孙健便出现失眠，进入国务院后症状更加严重。许多工作需要处理，身体却常常得不到休息。他只能靠过去当铸工时练出的韧劲，支撑日常工作。
1977年夏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被通知停职检查。电话那头的内容很沉重，他放下听筒后没有争辩，接受了组织安排。不久，他被送回天津机械厂劳动，身份从国务院副总理变成了普通工人。
临行前，上级安排他与妻子见面。庞秀婷心里明白，这次变化非同寻常。孙健反过来安慰她：“我不会自尽，要相信政策。孩子还要照顾，这时候更得靠你。”短短几句话，没有诉苦，也没有激烈表态，更多是对家庭责任的交代。
回到车间后，劳动反而使他的失眠逐渐缓解。他每天带着饭盒，早上吃一部分，中午再吃剩下的。有时在厂里买一碗豆腐脑，配四两大饼或馒头，花费不到两角钱。工人问他为何总吃这些，他说：“合我的胃口，也合我的经济条件。”
工人们起初难免拘谨，后来发现孙健并不摆架子，便逐渐把他当成普通同事。车间里谈的是设备、工序和产量，没人再称他为副总理。对孙健来说，这种简单直接的环境，或许比复杂的职务关系更容易让人安下心来。
1985年初，组织考虑对他作适当安排。恰在此时，天津引进德国摩托车企业的整套设备和技术，决定把发动机生产线放在天津机械厂。新厂房必须尽快建成，任务紧，工程量也大，厂里将基建工作交给了孙健。
他没有把这项任务当成行政指令，而是以业务人员的身份跑现场。市政府有关部门、区局、厂矿企业、街道以及农村施工队，都留下过他的身影。手续、材料、施工和设备安装，每个环节都要协调。他常说：“一天从早忙到黑，手脚一刻不停。”
一年多后，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主厂房建成，设备也完成安装。孙健随后调往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担任经理。天津机械厂举行表彰会时，同事打趣道：“你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孙健笑着回应：“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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