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北京，谭余保没有把目光放在即将安排的职务上，而是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似特殊的请求：回湖南，处理当年破坏湘赣边党组织的叛徒和隐患。毛主席亲自签署电文，同意了这项申请。
这份选择，和谭余保早年的经历分不开。1934年，红军转战途中，他在医院附近偶遇女儿谭娇仔。孩子从湖南老家一路找来，见到父亲时已经衣衫破旧。谭余保问起家人，女儿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死了。”
这个农民出身的硬汉，当场失声痛哭。那不是普通的思念，而是一个革命者对家乡遭遇的直接感受。亲人的死亡、乡村的破败、敌我斗争的残酷，全都压在了这一刻。此后，他对叛变、出卖和破坏组织的行为，始终保持着极其强烈的警惕。
谭余保在湘赣边活动时，面对的并不只是国民党军队。地方土匪、地方势力和内部动摇者，往往彼此勾连，形成夹击。游击队下山采购，人员和物资屡遭袭击，队伍不得不频繁转移。
据相关回忆，棋盘山一带的土匪曾借国民党军队之手打击游击队，还冒充红军骚扰百姓。谭余保认定，若不能先稳住根据地周边，队伍就很难长期坚持。他派人清查土匪活动，处理了扁牯等首要分子，目的在于切断敌人借地方武装制造混乱的渠道。
有意思的是，谭余保的“严”，并不等于不问事实。1935年，陈洪时叛变后，曾利用熟悉内部情况的便利搜捕红军。短枪队长傅云飞和政委彭克胜随后来到棋盘山寻找组织，因情况紧急，谭余保起初怀疑他们受人指使。
审问过程中，彭克胜被误杀，傅云飞也险些遭到处置。谭余保得知详情后，立即意识到判断可能出了差错，责问执行者：“我叫你审问，不是叫你砍脑壳！”这件事说明，严酷环境确实使他对失职格外痛恨，但他并非完全拒绝纠错。
真正令他难以释怀的，是颜福华的叛变。1938年，谭余保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因身体状况欠佳，陈毅劝他留下休养，并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谭余保最终没有立即返回湘赣边。
1941年，他得知颜福华以组织名义接管并带走原有武装物资，随后投敌，湘赣边党政军组织遭到破坏。这个消息对谭余保打击极大。颜福华曾是身边的战友，熟悉根据地情况，也知道许多人员和隐蔽关系。一旦变节，造成的损失远胜普通敌人。
因此，1949年回湖南，并不是临时起意。那是多年积压的责任感，也是对牺牲战友的一种交代。毛主席同意他的申请，既看重他的地方经验，也明白新政权建立后，老区仍需有人处理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谭余保并不热衷于个人待遇。熟悉他的人说，他性格直率，讲话粗硬，见到干部争名逐利，常常当面批评。有人嫌职务和军衔不够，他便斥责道：“老战友牺牲那么多，哪有心思只想着自己！”
这类话并不圆滑，却很符合他的作风。他会武，也能带兵，更熟悉基层社会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他把功劳看得很轻，把组织纪律看得很重。遗憾的是，对颜福华的追查始终没有结果，直到晚年，他仍保存着刊有对方文章的杂志，久久不语。
1980年1月10日，谭余保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1月21日，追悼会在长沙举行。王震评价他是刚强、勇敢、诚实、厚道的农民出身老同志，并称毛主席曾认为他是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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