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因相貌自卑，请求谢政委帮忙追求张文，张文却说我要去问问二哥！

1935年4月底，四川瞻化县一处红军驻地，洪学智站在文艺演出的台下，目光停在了一个女兵身上。她叫张文，是供给部女兵一班班长，刚刚带着姐妹们唱完一首歌，掌声从人群中一阵阵传来。

这场演出原本只是部队休整期间的活动。红四方面军经过草地行军，进入瞻化后，环境稍有缓和，部队便利用“五一”前后的时间，组织文艺演出和运动会，让长期绷紧的队伍透一口气。

供给部的女兵并不起眼。她们平时负责缝制军衣、被褥，手上常年带着针眼，衣服上也沾着线头。论才艺，她们比不上文工团；论文化，也没有多少优势。张文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一副练出来的嗓子。

在根据地时，女兵们经常忙到深夜。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也为了给单调的劳动添点精神，她们边干活边唱歌。唱得久了，气息稳了，胆子也大了。张文临时选了《打骑兵歌》，没想到竟唱出了供给部女兵的风采。

比赛结束，供给部女兵班得了第一名。颁奖的人正是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张文走上台时还有些拘谨，洪学智把奖品递过去，笑着说：“你们唱得不错。”

张文脸一红，只小声回了一句：“不好，不好。”她接过草鞋和手帕，匆匆下台。洪学智却记住了这个姑娘。不是因为她站在台上有多耀眼，而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朴实劲儿，和部队里许多只顾埋头干活的女兵不一样。

洪学智自己也不是一个善于主动接近别人的人。他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早亡，姐姐出嫁后，只能独自到纸伞店当学徒。年幼时得过天花，脸上留下疤痕和麻点。那段经历使他很长时间不愿与人多交往，性格沉默，内心也有自卑。

参加革命后，洪学智凭着能力一步步承担起工作，性格渐渐开朗起来。不过，相貌上的缺憾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面对张文时，他既有好感，又担心贸然开口会让对方为难，于是找到了谢政委。

谢政委平日办事严厉，张文对他多少有些畏惧。部队急行军过大渡河时，张文年纪小，因疲惫在路边土屋里打了个盹，耽误了行军，曾被谢政委严肃处理。正因为如此，当谢政委突然叫她饭后过去，她一路都在猜测自己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

屋里，谢政委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洪主任想和你成亲，你愿不愿意？”

张文愣住了。她年纪尚轻，和洪学智并不熟悉，也听过别人拿他的相貌说事。她没有立即答应，只说：“婚姻大事，我要问问二哥。”

这句话既是推辞，也是她能想到的办法。张文离开后，立刻找到了二哥，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二哥没有替她做决定，只提醒她：“模样不能当饭吃，人品才是过日子的根本。先认识认识，不等于马上就要成亲。”

张文听进去了。她明白，哥哥不是强迫自己接受，而是让她亲自了解洪学智。第二天活动结束后，她鼓足勇气敲响了洪学智的房门。

洪学智显然也很紧张，起身给她倒水。张文先说起自己的出身和文化程度，担心自己只是个会缝衣服、会唱歌的农村姑娘。洪学智却接过话头：“你唱歌很好，这不是本事吗？”

气氛慢慢松弛下来。张文说，小时候在地主家做活，受了委屈不敢哭，只能轻轻哼歌；参加红军后，夜里缝衣服困了，大家便一起唱。洪学智听完，坦率地讲起自己的过去，说脸上的麻点让他沉默过，也让他不敢轻易向别人表达心意。

他没有把自己说得多么了不起，只是告诉张文，自己想找一个性格开朗、能够彼此照应的伴侣。他说：“我相貌不好，怕直接找你太冒昧，所以请谢政委先问问。婚姻不能勉强，得你情我愿。”

这番话打动了张文。她同样出身贫苦，知道一个人从困境里走出来有多不容易。沉默片刻后，她答应与洪学智结为夫妻，并半开玩笑地说，以后可以常给他唱歌。

两人的婚事办得十分简单。没有铺张仪式，也没有像样的嫁妆，只是在部队驻地吃了一顿青稞粑粑饭。战火年代，婚姻往往没有太多准备时间，能在短暂休整中相互确认，已经十分难得。

婚后不到两个月，洪学智奔赴前线，张文则留下学习。此后整整三年，两人几乎失去联系。有人劝张文另作打算，认为这段婚姻仓促，又长期没有消息，洪学智或许已经把她忘了。

张文始终没有接受这种猜测。她只说：“你们不了解他。”这句话说得平静，背后却有等待，也有不安。战争年代，书信难以送达，部队频繁转移，夫妻之间的牵挂常常只能压在心里。

一个普通日子，张文正在延安窑洞附近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旧名：“熙泽，熙泽。”

她抬头望去，那个多年未见的身影站在不远处。洪学智笑着问：“怎么，不认识我了？”

张文没有立即说话，只看着他，随后露出了笑容。三年间的离散、担忧和等待，都停在了那一刻。分隔他们的，是战事与道路；重新走到一起的，则是当年在瞻化驻地那场并不起眼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