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里一闪而过的叛徒，却让红军差点全军覆没

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的时候，有一个镜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一个人跑到蒋介石面前，向国民党方面交代红军的情况。他以为自己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理应受到重视，可镜头里的场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没有多少台词，也没有什么大场面，几句话过去，这个人就像是被放到了一边。

这个镜头很短，短到不少人看过也就忘了。

可我后来去翻这段历史，才发现，这个人的故事远没有镜头里那么简单。他交出去的，绝不只是几句情报，而是一张可能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地图。

他叫孔荷宠。

今天提起这个名字，大家恐怕都比较陌生。放在1930年前后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他可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参加过平江起义，担任过红十六军军长，也做过湘鄂赣军区的主要军事负责人。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手下带过队伍的人，最后怎么会走到叛变这一步？

这事还得从1934年说起。

那一年，中央苏区的日子相当难过。第五次反“围剿”打得不顺，国民党军队不断推进，红军既要打仗，又得设法保住根据地。过去能够从容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少，兵员、粮食和弹药都成了问题。对留在苏区的人来说，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并不是看几份文件就能体会到的。

孔荷宠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清楚：1934年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正在带领红十六军作战的现任军长。此前，他因故离开原来的军事岗位，后来在红军大学学习，并在中革军委总动员部工作。可职位有变化，不等于他掌握的情况就失去了价值。他曾经在湘鄂赣根据地长期活动，对红军的组织、军事部署和许多重要地点都有相当深的了解。

1934年7月，他利用去兴国巡视工作的机会，离开了红军，转身投向国民党方面。

真正让这件事变得严重的，是他手里带着的东西。

据有关史料记载，孔荷宠事先绘制了中央机关驻地的标记地图。他不是到了敌人那里才临时回忆几句，而是把自己知道的情报整理成了可以供对方使用的材料。这两种情况，差别很大。口头上说一个地名，对方还需要核实；地图上有了标记，接下来就可以研究怎样调兵，怎样轰炸。

对蒋介石来说，这当然是一份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机关在哪里，重要人物大致住在什么地方，都是国民党军队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孔荷宠带来的消息，使对方看到了直接打击中央机关的机会。

蒋介石方面随后准备调动飞机，轰炸瑞金一带的中央机关驻地。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一个人叛变那么简单了。

当时中央苏区的条件本来就艰苦，如果重要机关遭到突然袭击，后果很可能非常严重。问题在于，敌人虽然拿到了地图，却没有完全掌握红军内部的行动。中央军委二局及时侦察到有关敌机行动的情报，曾希圣连夜向总部报告。中央党、政、军机关随即紧急转移，撤出原来的驻地，转到瑞金以西的云石山植坑一带隐蔽。

这次转移，发生在轰炸之前。

等敌机飞来时，中央机关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瑞金大部分相关机关因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读到这里，我总会觉得，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惊险。许多后来被写进书里的大事，在当时未必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响。也许就是一份密电送到，一名工作人员一路赶来，一场紧急会议开起来，几批人收拾东西连夜转移。事情办成了，外面的人未必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险情；要是晚一步，后来的历史恐怕就要另说了。

当然，不能因为孔荷宠叛变发生在长征前夕，就把中央红军后来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全部归到他一个人身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有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也有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地日益缩小等多方面原因，战略转移本身是一个逐步形成的重大决策。但孔荷宠的叛变，确实增加了中央机关暴露的风险，也让当时的领导者更加清楚地看到，内部重要情报一旦落入敌手，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而且，他带来的麻烦并不只在瑞金。

孔荷宠长期在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知道那里的许多情况。对一支军队来说，打仗不光是前线有多少人、手里有多少枪。后方的交通站在哪里，物资怎样转运，地方武装如何联络，哪个地方能够落脚休整，这些细节凑在一起，才是一支队伍真正的家底。

外人要弄清这些事情，可能得费很大功夫；熟悉内部情况的人交代起来，却可能几句话就说到了要害。

孔荷宠投敌后，利用自己掌握的情况帮助国民党方面制定对红军的围剿计划，还参与过招抚、劝降等活动。原本用来建设根据地、组织队伍的经验，到了另一边，就成了对付旧日战友的本钱。湘鄂赣根据地此后遭受的军事压力，也不能不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

不过，具体到某一位干部牺牲、某一场战斗失利，不能简单地说全是孔荷宠出卖情报造成的。那一时期的根据地本来就面临敌军进攻、内部组织困难和军事指挥失误等多重问题。但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投向对手，无疑会让本已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敌人原来还需要摸索的东西，现在有可能直接拿来使用，这才是叛变最可怕的地方。

那么，孔荷宠投敌以后，得到了什么？

国民党方面并不是没有给他好处。他曾被委任为招抚方面的人员，后来又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职务。抗战时期，他还做过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从叛变的那一天起就什么都没捞到。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确实从自己的选择中得到了地位和利益。

可这段经历里，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

方志敏被捕后，国民党方面曾拿孔荷宠出来劝他投降。审讯者告诉方志敏，孔荷宠如今很受信任，已经做了少将参议，每月有五百元薪金。这话说得很直白：你看，人家原来也是你们那边的，现在过得不错。只要肯转过身来，眼前就有现成的好处。

方志敏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这段对话并非后来的人凭空编出来的，相关记载见于方志敏与国民党方面交锋的史料。敌人试图用孔荷宠的例子证明叛变是条出路，方志敏却不肯接这个话头。对他来说，眼前摆着的不是每月五百元钱和一个头衔的问题，而是自己到底准备怎样活、又准备留下什么。

两个人其实都知道当时是什么局面。

方志敏被关在狱中，生命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孔荷宠却已经到了另一边，领着薪金，拥有新的身份。站在当时的现实里看，后者似乎是个更会替自己打算的人。但把时间拉长一点看，他们最后留下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他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自己憧憬的中国，却仍然相信，这个国家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今天我们读那些文字，当然会有自己的理解，可有一点很清楚：当死亡已经摆在眼前，他仍然不肯拿自己的信念去交换一个活命的机会。

孔荷宠做不到这一点。

这里也不必把一个人的一生讲成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贡献，也不必假装自己能够完全知道他叛变时的每一个念头。他曾经有过战功，也有过自己的经历。可到了最要紧的关头，他作出了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伤害了多少人，不会因为他过去立过功就可以一笔带过。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在国民党方面的日子，也不像一条一路通畅的仕途。1943年，他因涉及贪污军饷等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他辗转经商。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隐匿，最终于1955年被捕，1956年病逝于北京公安医院。

他曾经拿着地图换取自己的前程，也曾拿着新的身份劝别人走上同一条路。到头来，那些他曾经熟悉的人和地方，那支他曾经效力过的队伍，都成了他人生中无法绕开的过去。

再回头看《伟大的长征》里那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值得单独讲一讲了。

历史剧的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每一个人物的前因后果都交代清楚。可真正值得留意的，往往就是那些没有多少台词的人。镜头里，他只是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镜头外，那张地图曾经让中央机关面临一场真实的危险，他所提供的情报也成了国民党军队对付红军的工具。

我觉得，孔荷宠这个故事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就算了，而是要看清楚，一个人掌握的本领和地位，究竟可以用来做什么。

同样是熟悉部队，同样是了解战场，同样是在最艰难的时期面临选择，有人把知道的一切带给敌人，有人却在牢狱里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前者一度拿到了薪金和职位，后者甚至没能活着走出监狱。可几十年过去，人们还会读方志敏的文章，还会追问孔荷宠为什么叛变。

历史并不是每一笔账都会立刻算清楚。一个选择的代价，有时要过很多年才看得明白。

长征的路上，有人牺牲，有人掉队，也有人背叛。孔荷宠没能决定红军最终会走向哪里，但他留下的这段经历提醒着后人：一支队伍的安危，常常不只取决于战场上有多少敌人，也取决于那些掌握着重要秘密的人，在关键时刻究竟站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