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中期，江南一处集市上，农户带着新米进城，换回盐、布匹和几斤猪肉。对这家人来说，手里有没有现银，往往比账面上的田地更能决定日子过得紧不紧。田能产粮，却不能直接买油盐；家里养着鸡鸭，也未必舍得随时宰杀。
清代百姓所说的“有家底”，并不等于箱子里放着白花花的银锭。田产、房屋、牲畜、农具，都属于财产。只是这些东西不容易立刻变现，遇到婚丧、疾病或灾年，仍然需要拿出现银。因此，判断一个家庭是否接近小康，既要看年收入，也要看能否留下积蓄。
银两的购买力不能一概而论。地区不同，米价不同；丰年和荒年，更是相差悬殊。以乾隆时期的一些资料看，一两银子大体可以买到一石左右的米，但“一石”在不同制度和地区中折合并不完全相同。若只拿这个数字换算，容易把复杂的生活账算得过于简单。
肉价也能帮助理解当时的消费水平。《醒世姻缘传》中有“一分银一斤肉”之类的记载，文字反映的是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并非全国统一价格。京城、繁华市镇的花费通常较高，偏远乡村则可能便宜一些。可无论在哪儿，肉都不是多数农户天天吃得起的主食。
普通成年男劳力一年能挣多少，同样没有一份适用于全国的统一账本。种自家田，收入主要表现为粮食；外出做短工，才会得到现钱。按照乾隆年间一些地方资料推算，男劳力一年折算收入约十五至二十两，属于大致范围，不能当成固定工资。妇女若纺织、做针线或从事零工，也能补贴家用，但数额通常较少。
一个四口之家，如果男主人务农兼做杂工，妻子又有些副业，年收入折算到三四十两，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不过，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不是银子，而是自家收获的粮食。若把全部生活用品都拿钱购买，负担立刻加重；若有几亩熟田，粮食能够自给，日子又会是另一番样子。
吃饭只是开头。盐、油、酱、醋、茶要花钱，衣服要花钱，农具损坏要修，孩子读书要交束脩，家中有人生病更是难以预料。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也不能完全省掉。四口之家一年花去十几两银子买粮，听起来不多，可再加上衣物、燃料和杂费，结余往往所剩有限。
灾年最能检验一个家庭的真实家底。风调雨顺时，农民即使手里没有多少银子，也能靠田地维持生活；水旱、虫灾一来，收成减少，粮价上涨，借贷便可能接踵而至。对普通人而言，十两现银或许只是几个月的缓冲，却可能决定一家人是否要卖地、逃荒或典当房屋。
那么，多少财产才可称为小康？清代抄家清单提供了一个侧面参照。乾隆四十四年，江西德兴生员祝廷诤因文字狱案被查办，其田产、房屋和器物折算后，约有三百余两。这个数字是多年积累的家产，不是某一年的收入，而且还可能受到估价方式影响。
另一名举人王锡侯在乾隆四十二年因案被抄，家产估算约四百余两。秀才、举人拥有功名，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高于普通农户，往往有更多机会接触诉讼、文书、教学等事务，所以不能拿他们的家产直接套在平民身上。
若把普通农户的生活分成几层，年收入三四十两，大致只能维持温饱，前提还是没有重大灾病和债务。能够稳定留下十两以上积蓄，家里有粮、有房、有几亩田，遇到小事不用立刻借钱，已经算日子宽裕。若折算成净家产，达到一百两左右，确实可以视为接近小康，但这只是便于理解的估计，并非清代官方标准。
更重要的是，银子放在哪里。全是田地，日常花销可能捉襟见肘；全是现银，又说明家中未必有稳定的生产基础。真正让农户安心的，通常是房屋、耕地、粮食和少量现钱同时存在。这样的家庭未必富贵，却比单纯攥着几十两银子更经得住一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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