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主人把女僮打死未必偿命——杖政史谈之四十一

作者：蒋丰

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因为一场发生在咸宜观里的鞭笞命案，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送掉了。

据晚唐笔记《三水小牍》记载，鱼玄机有一名女僮叫绿翘，“亦明慧有色”。有一天，鱼玄机外出，回来后绿翘告诉她，某位与鱼玄机素来亲近的男子曾经来访，听说她不在，便骑马离去。鱼玄机却由此生疑，怀疑绿翘与此人有私情。到了晚上，她“张灯扃户”，把房门关起来，将绿翘叫进卧室盘问。绿翘极力辩解，鱼玄机仍然不信，于是“裸而笞百数”。一个“裸”字，一个“笞”字，再加一个“百数”，已经足以把这场私刑的惨烈程度写出来了。绿翘最终被活活打死。

从“杖政史”的角度看，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鱼玄机使用的并不是官府之刑，而是家内私刑。她不是县令，不是判官，也没有衙役站班，却同样可以把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女僮脱衣、讯问、鞭打。这说明在唐代社会，笞杖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司法机构之中，它同时还深入家庭和主仆关系内部，成为上位者惩戒下位者的一种日常权力。

鱼玄机的问题在于，她把这项权力用到了极端。绿翘死后，鱼玄机把尸体埋在后院，对外声称她已经逃走。后来事情败露，尸体被发掘出来，鱼玄机被押送京兆府。“府吏诘之，辞伏”，也就是经过审问以后，她承认了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三水小牍》还说：“朝士多为言者。”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是没有人为鱼玄机说情。然而京兆府上奏之后，到了秋天，鱼玄机还是“竟戮之”。

于是问题来了：主人把家中的奴婢、部曲打死，在唐代是不是一律杀人偿命？答案恰恰是否定的。

《唐律疏议》卷二十二有一条非常值得注意的规定：“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这句话今天读起来甚至会让人感到吃惊。奴婢即便没有罪，主人将其故意杀死，法定刑也只是徒一年；如果奴婢本来有罪，只是主人没有送官，而自行将其杀死，处罚竟然只是杖一百。

也就是说，唐律并不承认主人拥有任意杀死奴婢的权力。《疏议》说得很明白：“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要杀，也必须经过官府。但另一方面，法律对主人杀奴婢的处罚又远远轻于普通杀人罪。生命仍然是生命，可一进入主奴关系，法律计算生命价值的尺度便发生了变化。

更有意思的是下一条：“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疏议》进一步解释：“其有愆犯，而因决罚致死及过失杀之者，并无罪。”换句话说，如果部曲确实犯了过错，主人本来只是进行“决罚”，也就是施以家内惩戒，结果失手将人打死，竟然可以“勿论”。

“决罚致死”四个字，是理解唐代杖政生态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里，打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犯罪。法律首先承认主人具有一定的惩戒权，然后才讨论这种惩戒究竟有没有越界。如果是无缘无故杀死奴婢，要处罚；如果本来存在过错，只是在执行惩戒的时候把人打死，则可能进入“决罚致死”的范围。于是，同样是一个人被活活打死，在法律上究竟属于“故杀”，还是“殴死”，抑或“决罚致死”，后果可能天差地别。

当然，这里也必须分清：《唐律疏议》关于“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的直接条文说的是“部曲”，不能简单偷换成所有奴婢一概如此。唐律对于部曲、奴婢的法律身份有细密区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轻率地说，假如换成某个豪门士大夫打死自己的婢女，只要声称“失手”，便一定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更深的一层事实：唐代法律确实为家内笞杖留下了一块相当宽阔的空间。

因此，鱼玄机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她“没有后台所以被杀”。《三水小牍》明明记载“朝士多为言者”，这个解释并不牢靠。真正值得追问的是：鱼玄机为什么没能把绿翘之死纳入一种较轻的“家内惩戒致死”？

从记载看，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绿翘始终否认有奸情，鱼玄机因嫉妒而“裸而笞百数”，打死以后又秘密掩埋尸体、谎称逃亡。这已经远远不是一次正常意义上的“决罚”可以轻易解释的了。她最后被处死，恰恰反过来说明：主人对下人的鞭笞虽然具有相当大的支配空间，却仍然存在一条法律上的边界。

鱼玄机越过了这条边界。而对于“杖政史”来说，更值得记录的恰恰是这条边界本身：唐代的板子不仅掌握在官府手里，也掌握在主人手里；不仅可以在公堂上打，也可以在家门关起来以后打。甚至打出了人命以后，法律首先要问的，也未必只是“人是不是你打死的”，还要问一句——你有没有资格打他，你为什么打他，这顿板子在法律上究竟算“惩戒”，还是算“杀人”。

这大约就是唐代家内杖权最冷酷、也最值得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