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战后特殊操作，家属寻求从已故儿子遗体提取精子以延续后代

沙龙·艾森科特的家令人动容。一切都围绕着毛尔——她2023年死在加沙的儿子，当时他正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这座白色的房子如同一座痛苦的陵墓，墙上除了数十件纪念物外没有任何装饰，从他足球队的球衣，到他被爆炸装置击中时穿的军装和携带的自动步枪——那是在汗尤尼斯。他永远不会知道，但他即将成为父亲，预计不久之后。那些敲门通知母亲死讯的军人，同时也向她提出了利用72小时的短暂窗口，从遗体睾丸中提取组织并在精子仍有活性时获取精子的建议。

艾森科特同意了，随后向法院申请允许她选定的一名女性用她儿子的精子进行授精，以延续他的后代。去年七月，她成为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加沙以来，第一位获得司法批准的以色列人。“我没有把我儿子送上战场。是以色列国送他去的，所以国家现在有义务这样做，”她说。法院仅凭口头证词就认定毛尔想要成为父亲，尽管他没有留下书面证明。

以色列本就拥有世界上最宽松的死后精子提取立法之一，而在过去三年里，这一做法几乎被制度化，取消了事先司法批准的要求，数字随之激增。如今，四家医院冷冻保存着约250名士兵的精液，占2023年以来阵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她最后一次与儿子通话时，他从加沙告诉她，他将参加一次更危险的任务。艾森科特来自一个有军事传统的家庭。她的兄弟加迪曾任总参谋长，目前领导“亚沙尔”党——根据几乎所有民调，该党在27日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得票最多。因此，几天后，她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军人会敲她的门。“那个给我带来最坏消息的人，同时给我读了那条信息询问是否同意提取精子。我说我理解。我看到三个大字，‘提取精子’，我说：‘我签’。”

52岁的艾森科特在获得司法批准后，实际上已经选定了一名年轻女性来怀孕。她是“数百名”写信自荐免费代孕的女性之一，她们的动机包括：想成为单身母亲的愿望、家庭在犹太传统中的重要性，以及毛尔的故事——在哈马斯袭击后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中，这个故事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她收到的咨询如此之多，以至于所使用的平台不得不专门安排三名电话接线员来应对汹涌的请求。

“她们本来就想当母亲，所以与其去精子库，不如与父亲的家庭建立联系。而且还有一个附加价值，一种道德上的意义，因为毛尔是以色列的英雄，”她在位于埃拉特市的家中说道。这座城市的家沐浴着红海的海风，位于该国最南端。这位母亲只提了几个条件：对方愿意留在以色列，并且相对年轻，因为保存的精子样本有限，她不想冒险选择一个生育能力较弱的年龄。

从遗体提取精子的过程是在死后数小时内切开睾丸，提取遗体组织。越早越好，最好在48小时内，尽管可以延长到100小时。然后，组织被送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检查，以定位并冷冻可用于体外受精的活精子。

这在以色列本就合法，但并不常见，且存在伦理争议，每年只有少量申请。法律路径也更复杂。2003年，国家检察院发布了首批指导方针，允许女性伴侣使用精子，依据是她们“推定的意愿”——即她们曾希望组建家庭。

然而自哈马斯袭击以来，这一做法已被制度化和正常化，司法和社会环境更加有利。费用由国家承担，卫生部负责监管。

在这件事中，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之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数量相同（各约750万）。以色列实行着无与伦比的鼓励生育政策：提供子女补贴、覆盖生育治疗费用、允许有争议的代孕，并支付部分卵子冷冻费用。以色列犹太女性平均生育3.1个孩子，拥有经合组织中最高的生育率，这主要由极端正统派和宗教民族主义社区推动。

两个案例显示了所发生的变化。第一个是凯万·科恩，一名2002年死在加沙的以色列士兵。他的母亲花了十一年时间和漫长的法律斗争，才得以用儿子的精液成为祖母。

另一个更近的案例是尼察·什穆埃利。她的儿子巴雷尔是边境警察的狙击手，在“回归大游行”期间驻守加沙隔离墙。那是一场要求结束以色列封锁和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抗议运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以色列士兵向靠近边境围栏或被认定为“煽动者”的人开火，造成214人死亡，多达36000人受伤。

巴雷尔于2021年被一名巴勒斯坦人开枪打死，他的母亲要求提取他的精子。一年后，她在议会委员会作证称，有1400名女性联系她，表示有兴趣用巴雷尔的精液生育孩子。尽管法律前后相同，她直到去年才获得特拉维夫法院的批准。

主要的法律变化是——由于议会未能就新法案达成共识——国家实施了一项2023年10月紧急批准、逐月续期的规定。该规定允许在未经法院命令的情况下从战争死者身上提取精子（此前需要法院命令），并可应父母要求进行（此前只有伴侣可以申请），父母申请目前已占申请总数的77%。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给予父母这种可能性，这甚至与以色列2016年的一项司法裁决相悖。

这一转变超越了后代在犹太传统中的重要性。它也是对哈马斯袭击的一种反应——那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天（超过1200人死亡）。

伊里斯·哈伊姆说得直白：“这是对哈马斯国家回应的一部分。它想消灭我们，就像纳粹在大屠杀中那样，所以这是要向他表明，他们想杀死约塔姆，但这并非他的终结…我们是犹太人，世界上人数极少，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这不仅仅关乎我或我的家庭。这关乎我们，关乎以色列。我们必须壮大。每50年他们就想把我们从地图上抹去，我们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她提到的约塔姆是她的儿子，2023年10月7日在加沙附近的一个基布兹被哈马斯劫为人质。在被囚禁两个月后，他与其他两名人质成功逃脱。他们在一座加沙城的废弃建筑中待了五天，用面包屑拼出希伯来语“救三名人质”，希望该地区的以色列士兵或先进的侦察无人机能看到。当他们中的两人举着白旗、光着上身走向士兵时，士兵们开火了——他们被对加沙人惯用的那种随意开枪的心态所驱使。随后他们上去杀死了第三名逃脱的人质。尽管他用希伯来语大喊也无济于事：那名军人认为这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诡计。约塔姆当时28岁。

这一事件激怒了许多以色列人，并为要求达成协议将人质带回家的家属抗议注入了动力。伊里斯出人意料地原谅了杀死她儿子的士兵，并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那天，哈伊姆同意从她儿子的遗体上提取精子。一年后，她也前往法院申请使用。去年四月，她获得了有利判决。在数十个厌倦等待议会而走上司法途径的受害者家庭（包括平民和军人）中，这是五个成功案例之一。2022年，一项正式规范士兵死后精子提取和使用的法案在一读中获得通过，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以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作为联盟伙伴），该法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尽管法官开了绿灯，哈伊姆一家还是决定等待。他们感到将曾经的愿望变为现实所带来的眩晕。“当我们收到许可时，我们开始想：‘哎呀，现在该怎么办？’”她在位于耶路撒冷郊外恩卡雷姆村的家中说道，这里处处是约塔姆的回忆。她的另外两个孩子担心“把一个陌生人未来的母亲带入一个经历了如此巨大损失的家庭的复杂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定在一年内重新考虑。

她说，她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她也不需要去寻找——人们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得知她的案例后主动联系了她。哈伊姆解释说，大多数人年龄在40岁左右，更愿意与一个有“面孔、家庭和历史”的人生育孩子，而不是去精子库。

她仍在等待“合适的人”。她曾很喜欢一位音乐家（像约塔姆一样，他是打鼓的），对方在纽约生活了大半辈子后渴望在以色列生育，但她对一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你能向我保证你会留在以色列吗？” “我告诉她我很抱歉，但我不想每六个月才见一次孙子，或者飞到世界另一端去看他，”她总结道。

伊里斯说，许多候选人提出的理由是她们很想有一个像约塔姆一样的红头发孩子。头发颜色正是说服家事法庭的因素之一。伊里斯在法官面前讲述，她儿子经常开玩笑说想要后代，因为红发是“独特的品种”。他的姐姐补充说，约塔姆生前曾告诉她想要一个女儿，甚至想好了名字。法官还采信了他发给一位密友的消息，其中说——当他们厌倦了那么多无果的约会和恋爱——他们会一起生个孩子。尽管约塔姆没有留下明确同意使用其精子的声明，法官在判决中认定他“明确无误的生育意愿”，不是与某个特定女性的意愿，而是作为“创造生命的利他主义和存在主义愿望”。

哈伊姆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她希望未来的母亲不要在教育孩子时灌输内塔尼亚胡因推迟达成带回人质的协议而剥夺了他父亲的想法。“他应该生活、去爱、成为其中一部分，并愿意留在以色列。我不在乎她的政治观点，但我当然不想要仇恨和指责的能量，也不希望她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说：‘你没有父亲是因为这个政府’。”

国家资助“拯救精子”——这个用语揭示了这一做法日益增长的国家主义成分——但不资助向法院申请使用精子的法律费用。这就是“奥尔·莱米什帕霍特”（家庭之光）介入的地方，这是一家非政府组织，已与司法部达成协议，为所有阵亡军人的家庭提供公益律师。

其主席是退役中校伊里特·奥伦·贡达斯，她在位于雷乌特的豪华家中接待了我们。雷乌特位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她家中展示着以色列奖的奖牌——这是该国最重要的奖项——表彰她“对社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

“我们的出发点是每个人都需要有后代，”她在将精子定义为那些失去穿军装孩子的父母的“一种希望”后断言。奥伦·贡达斯强调，许多想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更愿意在另一个家庭的陪伴下生育孩子，而不是去精子库。而且，一个对家庭和国家如此重要的事情取决于能否花费数万欧元聘请律师，这是不公平的。

沙伊利·阿塔里是硬币的另一面。她和丈夫住在卡法阿扎，一个紧邻加沙的基布兹。他们已有一个儿子，想要三个，因为正如他们常开玩笑说的，这是汽车和电梯的完美数字，她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亚法镇解释道。

2023年10月7日，他们听到第一批爆炸声，阿塔里问他：“亲爱的，我们今天会死吗？” “我向你保证不会，”他回答。第一批枪声响起时，她抱起婴儿（才一个月大），他向她投来“一个空洞的眼神，像是一种告别”，同时试图堵住门。“他牺牲自己让我有时间逃跑，”她总结道。

阿塔里抱着婴儿在基布兹中奔跑，子弹嗡嗡作响。她躲藏了27个小时，期间她丈夫的遗体就躺在房子前面。

一天后，她婴儿的哭声（需要换尿布）将她从痛苦的麻木中拉回现实。“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是我的一切，我想要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而且我想和他生，因为他是我丈夫，我不想要一个只有寡妇和一个孩子的悲伤的家，”她回忆道。

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她知道存在死后获取精子的程序，但不确定是否仅限于士兵。当她得知不限于此时，她立即行动起来：“我对自己说：‘沙伊利，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哭泣，但这件事有期限。’”

她火速获得了司法授权（当时仍需要），并设法让人到达了遗体那里，但实验室对提取的组织没有好运。问题不在于时间流逝，而在于她丈夫遗体上精子的退化——他的遗体被扔在被烧毁的家旁边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