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1月5日深夜，山东韩庄附近，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乘坐吉普车赶回驻地，途中却一头扎进了国民党军的前沿阵地。枪声响起时，淮海战役尚未正式打响，这场意外却牵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地下党组织，也改变了几万人的行动方向。
当天，华野司令部刚结束作战会议。各纵队首长连夜返回部队，宋时轮和刘培善的目的地是沙沟。夜色浓重，道路又不熟，警卫员只好找当地向导带路。
问题出在地名上。
向导把“沙沟”听成了“韩庄”，吉普车也因此驶向了另一个方向。韩庄并非普通村庄，而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控制下的前沿据点，驻守者是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一团第三营第九连。
车灯突然暴露。黑暗中有人喝令停车，只准一人靠近。宋时轮不清楚对方身份，便让一名警卫员前去查看。十几分钟过去，警卫员没有回来，车前也没有动静。
宋时轮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对。他问向导：“这里是什么地方？”向导回答：“韩庄。”
地图上的位置随即清晰起来。宋时轮明白，车子已经误入敌军阵地。
三名警卫员提出留下掩护首长。宋时轮没有慌乱，要求汽车保持发动状态，让警卫班长留在车上应变，自己和刘培善带着另一名警卫员退到路旁的坟地与稻田之间。手枪握在手中，但谁也没有贸然开火。
因为一旦交火，后果难以估量。
韩庄守军很快把车上的警卫班长和先前被带走的警卫员押到连部。第三营营长王世江闻讯赶来。他看到警卫班长身材高大，举止沉着，便判断此人身份不低，于是追问部队番号和来意。
警卫班长没有泄露首长行踪，只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解放区来，要解放徐州。”王世江听后并未发怒，反而提出只带一人到汽车附近查看。警卫班长权衡片刻，答应同行。
这一步，成了转机。
王世江没有把人带回连部，而是领着他走向附近坟地。那里，宋时轮正借着微弱光线查看地图。双方相距不远时，王世江突然伸出双手，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营长。”
宋时轮仍然谨慎，接连核对联络人、任务和口令。王世江说明，自己与华野敌工部门的杨斯德、孙秉超保持联系，前一天下午，两人还去贾汪与何基沣商议工作。更关键的是，他已经接到陈毅关于“掌握部队、等待时机”的指示。
宋时轮这才确认，眼前不是圈套，而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同志。
“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现在是时机，请首长下令。”
宋时轮随即作出决定：率第三营官兵行动，并设法通知团部其他部队，向指定地点转移。命令简短，却分量极重。王世江立正接受任务，随后返回连部，调集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江并不是临时起意。他1914年出生于山东乐陵，1936年参加国民党军，曾在第二十九军系统内服役。抗战爆发后，他参加过卢沟桥战斗，后来在河北作战时负伤，左臂连中三弹。
住院期间，国民党军内部的等级差别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伤势稍好，他一度想前往延安，却被地下党员邱晓亭劝住。对方告诉他，留在旧军队内部开展工作，同样能够发挥作用。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他的老上级何基沣也秘密入党。两人后来被安排在同一支部，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积蓄力量。表面上，他们是上下级；实际上，又承担着另一层使命。
这次误入韩庄，正好让这条隐蔽的联系提前发挥作用。
王世江返回后，先安排人员保护宋时轮、刘培善离开，再派人向何基沣和团部其他营传递消息。第三营官兵在两名解放军警卫员带领下，向指定地点开拔。宋时轮和刘培善回到沙沟时，天已经亮了，纵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整夜守候，直到看到两位首长平安出现。
后续影响更大。
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靖区所属部队起义，参加部队包括第五十九军两个师和第七十七军一个师，共两万三千余人。贾汪、台儿庄一带的防线由此出现重大变化，华野切断黄百韬兵团退路的行动，也获得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原本是一场地名听错、路线走偏的夜间险情，最后却连接起了战场上的两股力量。宋时轮没有贸然开枪，王世江没有急于押人，双方都在几分钟内作出了克制而准确的判断。所谓“六句话拉走一个团”，背后并不是传奇式的巧合，而是地下工作多年经营后，在关键时刻显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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