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9月7日下午，重庆康庄二号，冯玉祥站在门口等候毛泽东、周恩来。那天的宴席看似寻常，却夹着一层不寻常的紧张：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毛泽东亲赴山城，既是政治上的重大行动，也让不少人替他的安全捏着一把汗。
康庄是几栋西式楼房组成的建筑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冯玉祥把其中一处作为办事场所。这里离国民政府机关和军政要员活动区域不远，人员往来复杂，消息也容易走漏。冯玉祥把宴会安排在这里，显然不只是为了吃一顿饭。
他对这次接待相当上心。厨房里，专门请来的厨师准备了湖南口味的菜肴，副官和参谋也被安排协助接待。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平时几乎不饮酒，家中待客也很少备酒，可这一次却特意让人买来了茅台。
这并非临时起意。冯玉祥年轻时曾因饮酒过量身体不适，此后便戒酒多年。到了晚年，即便身居高位，他在宴席上也多以茶水代替酒水。可毛泽东远道而来，又是正式会面，若连酒都没有，多少显得失礼。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既担心自己要陪酒，又担心宾客认为主人怠慢，只好破例准备几瓶。他还下令加强康庄的警戒，把值守人员换成身边较为熟悉的副官和参谋。这个安排，与其说是摆排场，不如说是对重庆局势的谨慎判断。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在张治中陪同下抵达。张治中与冯玉祥相识多年，一进客厅便看见桌上的酒，笑着说：“焕公家里摆酒，真是少见。”
冯玉祥听后也笑了。他没有强迫任何人饮酒，只说：“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不必勉强。”这句话很符合他的性格，直截了当，也少了许多应酬场上的虚套。
席间，冯玉祥先举杯，称赞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亲赴重庆，表现出为国家寻求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没有把话题停留在个人安危上，而是提议把第一杯酒敬给抗战胜利。几句来回，宴席便从寒暄转入正题。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行事方式并不陌生。两人长期共事，也曾合作与分歧交织。东北军、西北军的兴衰，在他眼中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名词，而是一个个真实的教训。军队被整合、势力被削弱，往往不是一纸命令能够解释清楚，背后有复杂的权力博弈。
因此，酒过数巡，冯玉祥终于把心里的担忧说了出来。他提醒毛泽东，蒋介石此次邀请谈判，未必完全出于诚意，不能对局势掉以轻心。说得再直白些，就是担心重庆会成为一场针对共产党的“鸿门宴”。
毛泽东没有正面争辩，只是带着几分幽默回答：“有人说国共两党姻缘难成，我是诚心来求婚的。”在场众人听后发笑，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动下来。
这句“求婚”，并不是轻浮的玩笑。毛泽东借男女婚姻作比，表达的是共产党愿意为国内和平争取机会。随后，他又谈到中国不能再陷入内战，国共之间应当寻找合作道路。话说得风趣，意思却很严肃。
冯玉祥认真听着，不时询问解放区的情况。此前他与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尤其对一些人的组织能力和办事作风印象较深。抗战年代，他也曾公开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国共重新合作抱有期待。
谈到过去，冯玉祥难免想起北伐前后的经历。那时西北军中有共产党人，部分人还担任重要职务。后来由于政治选择发生变化，这些人被排斥出去，西北军内部的活力也随之受到影响。这样的旧事，成为他判断局势时挥之不去的参照。
毛泽东在宴席上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得失，而是肯定冯玉祥在抗战期间反对投降、呼吁团结的立场。周恩来也称赞他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对冯玉祥而言，这些话既是礼貌，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鼓励。
宴会持续到较晚时候，谈论范围从抗战后的国内安排，延伸到和平、民主以及各方力量如何相处。毛泽东此行面临的风险没有因为一顿饭而消失，重庆谈判的困难也远未解决。但在康庄这张餐桌旁，至少有几位曾经立场不同的政治人物，暂时放下了戒备，把最担心的事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冯玉祥送客时，仍反复叮嘱毛泽东谨慎行事。毛泽东则保持着一贯的从容。那句“我是来求婚的”，留在了这场宴会的谈笑之间，也留在了1945年重庆谈判最微妙的政治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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