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天,江西于都,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正拖着病体搞调查研究。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那时候的“主席”,已经是个空架子。
这个人叫毛泽东。中央红军马上要战略转移了,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长征。可很多人不知道,一开始,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打游击。
这封信后来收在档案里,白纸黑字。一个创建了中央苏区、带着红军打了那么多胜仗的人,为什么在队伍要撤的时候,说自己不想走?
他跟博古、李德,实在处不到一块去
第五次反“围剿”怎么失败的,账很清楚。博古不懂军事,把指挥权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拿着伏龙芝学院那套正规战打法,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拼阵地、拼消耗。
毛泽东在会昌调研的时候,批评过这种打法。他说得很直白:那种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洋办法,“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叫“以卵击石”。他主张打游击战、运动战,牵着敌人鼻子走,不能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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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听他的。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红军领导职务之后,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博古、李德把军事上的事牢牢抓在手里,根本不跟他商量。到了准备转移的时候,中央甚至没告诉毛泽东具体要去哪。
所以毛泽东在信里写得很清楚:他跟第一、三军团的领导交换过意见,部分领导同意留下来,跟他一起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要求红九军团留下一个师,他带着这支部队留在苏区打游击。
信里最后还加了一句:“欢迎中央再回来。”
这话听着客气,但意思很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走你们的,我留我的。苏区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我不信守不住。
还有一层原因: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
毛泽东不想走,除了跟博古、李德合不来,还有一个判断上的因素。他觉得蒋介石虽然来势汹汹,但中央苏区经营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扎实,留下来打游击未必撑不住。
他没料到的是,蒋介石这回是铁了心要把苏区连根拔掉。后来留下来的人,瞿秋白、贺昌、刘伯坚,一个个都牺牲了。陈毅和项英带着残部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熬了三年,出来的时候几乎都成了“野人”。
如果毛泽东真的留在苏区,后果没人敢想。
周恩来连夜赶来,谈了一整夜
毛泽东那封信送到瑞金,博古看了之后,让周恩来去处理。周恩来当天骑着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外面下着大雨,警卫员在门外守了一夜。两个人关起门来,谈了整整一个通宵。
谈了什么,没有记录。警卫员只进去送过一次水,进去的时候两人立刻不说话了,送完水出来才继续谈。
但后来周恩来回到瑞金,跟博古只说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这一夜到底怎么说服的,后人只能推测。但从后来的事情看,周恩来大概率把话挑明了:你留下来,安全都成问题;你跟着走,红军才有翻盘的希望。毛泽东听进去了。
一个决定,改变了一切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从于都东门渡口出发,踏上了长征路。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毛泽东一步步重新回到决策核心。如果没有他跟队伍一起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回过头看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毛泽东一开始不想走,不是怕死,是觉得跟博古、李德那套人走不到一块去。他信里写的“欢迎中央再回来”,说明他当时真做好了留在苏区打到底的准备。是周恩来那一夜的谈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有些决定,当时看只是走与不走的选择。回头再看,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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