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又现天价离婚 女方分走近24亿元

A股又现天价离婚 女方分走近24亿元

A股又现天价离婚：女方分走近24亿元，但这笔钱没那么好拿

2026年10月12日晚间，神农集团（605296.SH）一纸公告，让“A股天价离婚”再度冲上热搜。

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何祖训与罗婉瑜的离婚诉讼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何祖训持有的神农集团2.61亿股股票中，30%即7830.5万股归罗婉瑜单独所有。以10月12日收盘价30.43元计算，这笔股份市值约23.83亿元。

近24亿元的“分手费”，放在A股历史上也排得上号。但比数字更值得琢磨的，是这笔钱背后的一整套制度设计。

天价数字的另一面：三道锁

罗婉瑜此前并未持有神农集团任何股份。这意味着，如果她拿到股份后可以自由减持，理论上随时能套现近24亿元离场。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一道锁，是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公告，何祖训与罗婉瑜在分割股份的同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罗婉瑜同意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与何祖训保持一致行动；未经何祖训同意，不向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提出任何提案或临时提案；双方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亦保持一致。该安排持续有效，直到罗婉瑜不再持股或何祖训不再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

换句话说，罗婉瑜拿到了股份，但拿不到“话语权”。她可以享受分红和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但不能在公司决策层面与何祖训“分庭抗礼”。

第二道锁，是减持规则的合并计算。 2023年7月，证监会已明确“不得以离婚等方式规避减持限制”。此后，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分割股份时，共用减持额度、共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已成为标配安排。离婚非交易过户不改变股份限售属性，原夫妻双方减持额度合并计算。也就是说，罗婉瑜手里的7830.5万股，不能“独立”减持——她与何祖训的减持行为是绑定在一起的，任何一方的减持都要占用共同的额度。

第三道锁，是信息披露义务的延续。 根据现行规则，离婚分割股权仍需遵守90日集中竞价1%、大宗交易2%的减持上限，同时延续破发、破净、分红不达标等禁售条件。2026年新规进一步“封堵此前‘离婚分头自由减持’的最大制度漏洞”。

这三道锁叠加在一起，意味着罗婉瑜虽然名义上拥有近24亿元市值的股票，但这笔钱无法在短期内变现。

神农集团的“特殊时刻”

这起离婚案引发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发生在神农集团经营最困难的时刻。

神农集团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养猪企业，2021年在上交所上市，业务覆盖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全产业链。何祖训现年61岁，是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创始人。

但2026年上半年，神农集团交出了一份并不好看的业绩单：实现营业收入24.89亿元，同比下降11.02%；归母净利润为-8.09亿元，同比由盈转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5亿元，同比下降167.35%。

猪周期低谷叠加实控人婚变，时间点上的重合，难免引发市场联想。有投资者在社交平台上发问：“公司亏了8个亿，实控人离婚分了24个亿，这24亿最后谁来买单？”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述三道锁的执行力度。如果罗婉瑜确实无法独立减持，那么这笔股权分割对二级市场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但如果她在未来某个时点，以某种方式突破减持限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离婚式减持”的旧账与新规

投资者对天价离婚的敏感，不是没有来由的。

2023年，卓胜微实控人之一唐壮与易戈兵离婚，易戈兵分走3275.74万股，按当日收盘价计算，市值接近34亿元。同年，三六零实控人周鸿祎与前妻胡欢离婚，胡欢分走约4.47亿股，市值近90亿元。这些案例在当时都引发了市场对“离婚式减持”的强烈质疑。

所谓的“技术性离婚”，逻辑很简单：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一致行动人，股份合并计算；离婚之后，配偶作为独立持股主体，减持约束“明显减少”。如果配偶不在公司任职，减持规则对ta的约束就更弱。

但这一路径已经被逐步封堵。

2024年5月实施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大股东不得以离婚、解散清算、分立等任何方式规避减持限制。2026年7月，证监会上市司司长郭瑞明进一步表示，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全面防范各种可能的绕道违规减持行为，其中包括明确离婚、控股股东解散这些情形的减持规则。

从制度层面看，“离婚式套现”的空间已经收窄。2025年全年，A股12家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分割股权的总市值从公告当日的57.83亿元增至年底的63.21亿元，但没有实控人及前任实施减持。这至少说明，在现行规则下，通过离婚分割股权并迅速减持的案例正在减少。

公众情绪与制度理性之间的距离

每次天价离婚案曝光，舆论场上总会出现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指向“不公平”：上市公司实控人通过离婚分割股权，配偶一方拿走数十亿资产，而普通投资者可能还在为几万块的亏损焦虑。这种情绪的真实基础是：财富的集中程度和普通人的生存体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一个养猪企业的创始人离婚，女方分走24亿；与此同时，猪周期低谷下，养殖户可能正在亏损出栏。这种对照，本身就足够刺眼。

另一种声音则强调“制度已封堵”：一致行动协议锁定了控制权，减持额度合并计算限制了套现，信息披露义务没有豁免。从合规角度看，神农集团这起分割案在制度框架内是“干净”的。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但它们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前者关心的是结果公平，后者关心的是程序合规。

程序合规是底线，但底线之上，还有公众对资本市场“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的期待。当一个实控人在公司巨亏8亿的同时分割24亿股权时，投资者有权追问：这笔股权的分割是否充分披露？后续减持安排是否清晰？一致行动协议的执行是否有监督机制？

这些问题，不是一句“合规”就能回答的。

结语

近24亿元的分手费，数字足够震撼。但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笔钱背后的约束条件和制度安排。

神农集团的案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制度封堵”的样本：一致行动协议锁住控制权，减持合并计算限制套现，信息披露义务持续生效。这些制度设计的存在，说明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离婚式减持”的风险，并在用规则去回应它。

但制度能约束的，是行为的下限。公众期待的是上限——不仅是“合规”，更是“透明”和“可预期”。当一个实控人离婚的消息与公司巨亏的财报在同一时间点出现时，仅仅说“对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恐怕不足以让投资者安心。

天价离婚案会继续出现，因为上市公司实控人的婚姻变动是私人事务，无法禁止。但每一次这样的案件，都应该成为检验制度执行力的机会。三道锁是否真的锁得住，不是公告说了算，是时间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