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被当成恐袭证据！加沙学生遭死亡威胁，媒体却集体装聋作哑

本月初，林堡地区广播机构L1的一名记者联系我，希望我能利用翻译经验，解读一名来自加沙、就读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的一句“可能是阿拉伯语的表述”。这名大一学生在上月底被校方无限期停学。记者希望找到一位“语言学专家”，以确认其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解读是否准确。

视频拍摄于一处学生宿舍，画面中，这名学生与几人在客厅聊天，随后镜头对准了电视屏幕，媒体正在播放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报道。当画面中出现一名卡桑旅成员时，这名巴勒斯坦学生指向屏幕。CIDI声称他当时说：“10月7日……这就是我。”CIDI的指控在荷兰政界和媒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应，各方一再引用CIDI转述的那句话“这就是我”，但未给予学生回应的机会。

事件最终导致对这名学生的猛烈诽谤和死亡威胁，他被迫躲藏。我第一次听到视频时便意识到，这名学生说的不是英语，而是阿拉伯语。他的原话是“塔谢什尼”。无论使用何种阿拉伯语方言，阿拉伯语使用者都会立刻听出，这个词很可能是一个带有人称代词后缀“-尼”的祈使动词，意为“我”。

黎凡特巴勒斯坦方言。我通常翻译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和埃及阿拉伯语，因此无法立即确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为了弄清它在黎凡特巴勒斯坦方言中的意思，我在网上寻找巴勒斯坦阿拉伯语母语者在日常场景中使用这个表达的例子。

换言之，他是在说：把我带离这里。为慎重起见，我向一名巴勒斯坦裔荷兰朋友核实了这一译法，她确认了我的判断。由于她并非来自加沙，她又向几名加沙巴勒斯坦人确认，这个动词是否也以相同方式使用。

结果确实如此。我的“语言调查”，包括由巴勒斯坦熟人确认我的解读，总共花费不超过半小时。L1报道发布后，媒体和大学方面都没有作出更正。一名逃离种族灭绝的人因此再次陷入危险，重新成为受害者。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方为何没有自行查证？荷兰广播基金会、荷兰通讯社以及其他传播过这类虚假信息的全国性和国际新闻平台，它们的事实核查人员又在哪里？

“完美受害者”。但即便如此，面对来自明显带有偏见的来源的如此严重指控，媒体难道不应在发表前提出质疑，并尽力让当事人回应吗？还是说，这里发生的不仅是真诚的翻译错误，以及对巴勒斯坦人“客观性”的不信任？

即使巴勒斯坦人获准参与讨论，他们言语的“翻译”也总是预先受到欧洲大屠杀历史分量的界定——而巴勒斯坦人与那场历史无关。同时，这种“翻译”还受到西方与以色列广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以及根深蒂固的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影响；CIDI、一些政治人物和地方报纸《新星报》等亲以色列力量，也在推动这种种族主义。

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库尔德在其2025年出版的《完美受害者》一书中，分析了这种附条件发声的核心：巴勒斯坦人要想被倾听，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是“完美受害者”。“好巴勒斯坦人”这一角色的典型特征是非暴力。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巴勒斯坦男性，可以讲述以色列占领、剥夺、族裔清洗、监禁和种族隔离对其精神与身体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但他们只有默默承受这些伤害时，才被允许发声。库尔德写道，这正是维持殖民关系的方式：当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暴力以其历史性且持续存在的潜在受害者身份之名得到容忍时，巴勒斯坦人甚至没有愤怒、复仇情绪的权利，更遑论面对真实的残暴暴力进行身体自卫。人们对巴勒斯坦男性的不信任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在受害者统计中往往根本不被提及，只有“妇女和儿童”被计入其中。

奥马尔和库尔德所描述的排斥机制——附条件的自我代表和“完美受害者”要求——深深嵌入荷兰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公共话语中，甚至存在于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人群之中。

这些机制无疑也影响了荷兰机构对马斯特里赫特这名巴勒斯坦学生所作的“翻译错误”。将道德无瑕视为获得同情和声援前提的本能反应根深蒂固，以至于只要稍微暗示同情武装抵抗，巴勒斯坦男性和男孩便会立即被推定有罪。

奥马尔的分析更进一步。他指出，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看穿以色列的宣传，并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有关以色列占领现实的研究、影像和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和接触。巴勒斯坦人也更频繁地获得真正用于表达政治分析和诉求的平台。西方领导人、媒体和机构仍在复制以色列的宣传，仿佛那是中立的新闻来源。

荷兰国家政治领域同样如此。例如，司法部长戴维·范韦尔近期致议会的一封函件，将那份备受批评的以色列报告作为中立依据。该报告声称哈马斯与多家非政府组织存在联系，范韦尔据此支持干预那些据以色列说法“助长极端主义”的组织。

即便是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管理层这类相对独立的机构，也不加批判地跟随CIDI的说法。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将西方管理者有意无视事实的做法称为“习得性无能”和“有意识的愚昧”。以色列加诸巴勒斯坦人的不公已为人所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

但对这种苦难的承认本身已成为一种仪式：它提供道德合法性，却不会带来政治后果。帕佩指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是道德怯懦。面对CIDI带有政治动机的虚假信息，那些本应知情的记者、政治人物和学者所表现出的集体无知，是否正是一种“习得性无能”？对这名巴勒斯坦学生的“翻译错误”和框定，是否构成道德怯懦？奥马尔和帕佩会回答：是。但问题还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