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初，晋察冀军区一处训练场上，韩伟趴在冰冷的泥地里，亲自给战士示范匍匐前进。大雪刚停，棉衣很快被泥水浸透，通信员赶来传令时，他仍盯着队伍的动作。
“都看清了吗？”韩伟抬起头问。战士们不敢怠慢，纷纷伏下身子。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晋察冀部队对韩伟最深的印象：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一定先做给大家看。
但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韩伟，曾经因为一段经历，长时间不敢走近毛主席。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韩伟所在部队担任后卫，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向湘江方向转移。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构筑重兵防线，红军部队被迫连续苦战，后卫承担的压力尤其沉重。
韩伟奉命阻击追兵。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枪声几乎没有停过。等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后，他率领的部队已经被敌军压缩在包围圈内。
突围并不顺利。
韩伟将余部重新编组，带着三百多人向外冲杀。部队边打边退，弹药耗尽后，只能依靠刺刀和近身搏斗。人员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三十多人。为了让更多同志有机会脱险，他下令分散突围。
这一决定，使韩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带着两名战士翻山越岭，后来又独自踏上寻找队伍的道路。辗转两个多月后，他到了武昌，暂住在弟弟家中，却因身份暴露再次被捕。
那段被关押的日子，对韩伟的打击并不只是身体上的。红军队伍经历重大损失，自己又与组织失联，许多事情无法解释，也无法证明。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他才获得释放。
出狱后，韩伟没有在家中久留。他先设法前往南京，随后在叶剑英等人的安排下到达武汉，再由董必武安排前往延安。路是重新接上的，心里的疙瘩却没有立刻解开。
韩伟早年参加革命时，曾做过毛主席的交通员。三湾改编后，他还担任过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排长。按理说，到了延安，他完全可以直接去见老首长。可他偏偏绕开了这条路。
他担心组织会不会介意自己的被捕经历，也担心有人把湘江突围的失利归咎于他。那几年，“左”倾错误造成过不少冤屈，韩伟见过许多干部因战斗失利受到怀疑，因此越是想见毛主席，越是不敢迈出那一步。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早已看过韩伟的情况，也知道他到了延安，只是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及时找他谈话。韩伟则把这种等待理解成了某种冷落，半年时间里始终刻意避开。
1938年5月，抗大第三期学员在延河边举行活动。毛主席到场讲话，坐在后排的韩伟不断伸头张望，偶尔又低下头去。这个动作没有逃过毛主席的注意。
演讲结束后，刘亚楼叫住了韩伟。韩伟只得快步上前，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握住他的手，先打量一番，笑着说：“还是老样子嘛，一根毫毛没少，下巴上倒多了不少。”
韩伟有些尴尬，表示回去就刮。毛主席随即问：“来了半年，为什么不来看我？”韩伟支吾着说，怕影响主席工作。毛主席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怕是这里有问题喽！”
话说得直，却没有责备的意思。毛主席很清楚，韩伟真正背负的不是胡须，而是对失败和被捕的顾虑。他告诉韩伟，战场上的失利不能成为停止前进的理由，革命干部要把教训带到新的战斗中，而不能把自己困在旧事里。
这番谈话改变了韩伟的状态。他不再回避，也主动提出希望到前线工作。毛主席让他等抗大课程结束后再来找自己。
毕业前夕，韩伟再次来到窑洞。毛主席告诉他，组织决定派他到晋察冀，并要求他先帮助筹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韩伟当即表示服从。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把过去当成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将部分游击力量整编为主力团，韩伟担任第四团团长。上任后，他没有急着摆架子，而是从训练抓起。严寒天气里，他和战士一起滚泥地、爬交通壕，反复纠正动作。
不久，日军据点向分区方向扩展，军区命令第四团趁敌立足未稳发动攻击。韩伟亲自研究地形，安排部队夜间接近，先打掉碉堡上的照明设施，再集中力量突入。
夜色掩护下，两个碉堡很快被攻占。敌军仓促增援，韩伟没有恋战，率部撤到有利地形，准备把敌人引入预设战场。天亮后，日军果然追来，第四团依托高地展开阻击，经过数小时交战，击退来犯之敌。
这一仗让部队看到了韩伟的指挥特点：敢于靠前，却不蛮干；善于突袭，也懂得及时收兵。此后，他连续组织夜袭，专打敌军据点和交通要地。当地百姓常常一觉醒来，发现附近的碉堡已经被拔除，韩伟率领的第四团，也因此逐渐有了“神团”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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