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的花柳病军长是谁？似乎那个人被戴笠抓过，最后为什么又被放了？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描述了一个“花柳病”军长，但却“因其在海外还有不少亲属”，所以“姑隐其名”。

天上的大雁和风筝，飞得再快再高，也会在地面留下影子，沈醉虽然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名字，但却列出了此人的主要特点：“过去一向爱嫖。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据他自己坦白出来，他所玩过的女人编成一个营还多一点，可以增加一个直属排，大致在五百左右。”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那位花柳军长的身份：此人曾因作风问题被戴笠抓过，至于他最后为什么会被释放，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据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描述，该军长的最高上司应该与他“同病相怜”，所以尽管后来结婚的妻子很年轻，但也没有生出一男半女。

因为私生活太不检点，加上当时医疗条件也没有现在好，所以那位那位军长身上留下了一些难堪的“纪念品”，也就是传说中的花柳病，以至于他的军部还配备了一个专门治这方面隐疾的医官，但直到那厮被俘也没能去根儿——这个去根儿指的是根治，而不是要把他变成童贯或刘瑾。

沈醉这个人写东西，总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可能也是他多年特务生涯养成的习惯，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在同一本回忆录中，总会给一些疑案留下线索，比如他说的“功德林四个惹不起”，虽然都没提姓名，但大多数人都能根据那些人的部队番号对号入座。

沈醉提到的这个花柳病军长，首先确定了其被俘时的军职，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军长是有数的，而且绝大部分军长的嫌疑都可以排除，笔者细看了相关履历，可以确定地说第一批特赦的四十九军军长郑庭芨、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二批特赦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骢、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第三批特赦的第九军军长黄淑、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四批特赦的四十七军军长严翊，第六批特赦的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第七批特赦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第一一四军军长沈策、第八军军长周开成，都不是沈醉冷嘲热讽的那个人。

很多特赦战犯都在全国政协或省市政协当了文史专员，跟沈醉也算同行甚至同事，沈醉笔下必然留情，而且那节《真患淋病怕见女医生》可写可不写，所以我们除了那人是军长外，还可以确定他并不在特赦名单上，否则沈醉不会暗戳戳地揭穿其身份。

沈醉有特务习惯，但他的草蛇灰线瞒不过心细如发的读者诸君，因为沈醉在后面又详细介绍了一个他很讨厌的军长：“他却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过去到一个地方，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直到最后结合。他在1946年间，任九十四军副军长后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天津市警备司令时，追求天津最大的军火买办商的一个孙女儿，虽费了不少气力，总算追到手了。”

该军长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沈醉：“男人最大的快乐事，是能讨得许许多多漂亮女人的欢喜！王婆告诉西门庆的五个字记得吗？第一是要有潘安之貌，才能谈到其他，这是金字招牌，挂在外面的，是能讨女人欢喜的首要条件。”

《水浒传》大家基本都读过，王婆和西门庆那番对话确实很有意思：“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驴的大行货；第三件，要似邓通有钱；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第五件，要闲工夫。此五件，唤作潘、驴、邓、小、闲。”

这个军长如此热衷此道，行货得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在《潜伏》中看到戴笠到天津查贪，第二件事就是“处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纳妾的事情”，这个杨文泉，有的资料写成杨文湶，有的写成杨文瑔，沈醉写成杨文瑔肯定有其用意而不简单是“笔误”——以沈醉当时的身份，写回忆录的审核和校对都会是很严格认真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杨军长的厌恶：“像杨文瑔这种人已经当了囚犯了，还沉迷着旧日的罪恶。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而且还有点和古代文人陆机《赴洛道中》诗中描写的一样，有些‘顾影自怜’那一股酸劲儿。总之，不是味道！”

沈醉跟杨文瑔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初次相见是在946年7月10日，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后继张任市长）在天津为戴笠开追悼会，杨文瑔那时是九十四军的副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他和军长牟廷芳、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都是那次追悼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请沈醉吃饭邀请杨文瑔作陪，当时沈醉就觉得“这位仁兄感到‘那个’”。

那个是哪个，沈醉不说大家也知道，据说得了那种病的人身上的味道都不好，于是杨军长不得不涂脂抹粉喷香水，就像中世纪的欧洲贵妇穿箩筐一样的大裙子和高跟鞋、王公贵族戴假发一样。

戴笠1946年3月13日到天津抓了两个纳妾者，一个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第九十四军副军长，一个是时任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

天津警察局稽查处(职务不详)的王子晨、天津潜伏电台台长舒季衡写了一篇《戴笠三次到天津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戴笠此次来天津目的是处理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王、季写的就是杨文泉，又跟沈醉的写法不一样）在津纳雍载华做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锷（1946年10月23日因病去职）、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吴泰勋（戴笠的结拜兄弟，戴到天津基本都以吴公馆为办公点）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述此情，免于处分。戴笠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反纪律都要严惩。”

戴笠是1946年3月17日坠机身亡的，所以杨文瑔是他最后逮捕的将军之一，三天后戴笠坠机，杨文泉纳妾案也就不了了之，而且被释放的杨文瑔居然还扶正当了七十二军正军长（后改为整编七十二师师长，实际还是军级），也不知道是因祸得福，还是老蒋与他同病相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和陈士榘（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开国上将）所著《天地翻覆三年间》都记载了杨文泉在泰安被俘经过：“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节节败退，杨文泉的师部盘踞在岱庙内，依靠古建筑的高墙顽抗。到26日拂晓，8师和十纵部队会合后集中攻击岱庙，8师22团以连续七次爆破炸开高墙，突入庙内。杨文泉混在乱兵之中向西门跑，被三纵打回来。又调头向东门逃，被我十纵28师俘获。杨文泉被俘后感叹地说：‘你们有这么多大炮，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你们炮兵火力组织得这样好，步炮协同这样密切，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沈醉并没有明说那位花柳军长就是杨文泉（湶、湶），我们也只能说他“似乎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妻妾成群在当年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中是司空惯见寻常事，除了杨军长，还有一个没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四十四军王军长，杨军长跟他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那个花柳军长姓杨还是姓王，沈醉没有明写，笔者也不能妄下结论，只能说杨王二人跟沈醉笔下的那个病得差点绝根儿的军长有几分相似而已，至于那位军长究竟姓甚名谁，想必读者诸君心中也都有个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