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没落了？其实是人们不想再这样社交了

九十年代的KTV包厢

作者：小江东去｜全文2510字

最近，某城市的一起KTV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也让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娱乐场所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很多已经多年不去KTV的人来说，看到相关消息，除了谴责施暴者、探讨事件本身和商量K线的好奇，也有不少人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学生时代的通宵欢唱，毕业后的同学聚会，工作后的部门团建，以及那些唱得五音不全、却依然抢着点歌、争当麦霸的朋友。

只是，回忆归回忆。如今真有人约去KTV，恐怕也少了几分当年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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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卡拉OK的诞生，通常追溯到日本。1971年前后，日本音乐人井上大佑把伴奏录制下来，制作成可以让顾客跟着演唱的机器，并在神户一带的酒吧推广。

当时，一些日本上班族喜欢在下班喝酒后唱上几首歌。过去，想唱歌需要乐手现场伴奏；有了机器，普通人也能随时拿起话筒，过一把歌星瘾。

卡拉OK（Karaoke）源自日语，kara意思是「空」，oke是英语Orchestra（管弦乐队）的缩写，合起来就是没有现场乐队伴奏。KTV则是Karaoke Television的缩写，通常指配有电视点歌系统和独立包厢的卡拉OK娱乐场所。

井上大佑没有申请专利，因此并没有靠这个发明赚到多少财富，但他在199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20位亚洲人物之一。

他大概也没想到，一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娱乐发明，竟然改变了无数人的夜生活。

卡拉OK最初流行于日本的酒吧、餐馆等场所，随后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香港、台湾等市场进一步发展出独立包厢的模式，再逐渐影响了中国大陆。

这种包厢模式很符合东亚人的含蓄性格和聚会习惯：重视处理人际关系，也在意公开场合的面子。

欧美也有卡拉OK，但不少地方更常见的是酒吧里的公开演唱、卡拉OK之夜，或者人们轮流站到众人面前表演。不同市场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也对应着各自的消费习惯。

KTV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一个私密的社交空间，连同唱歌、餐饮、酒水和娱乐活动，打包成了一整套社交服务。

说到底，它卖的不只是唱歌，而是一个让人们进行社交、娱乐和关系维护的空间。

电影《去唱卡拉OK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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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最红火的时期，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到2010年代中期。

那时，KTV不仅是年轻人的娱乐项目，也是公司聚会、商务应酬、生日庆祝和同学重聚的热门选择。

随着城市商业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提高，KTV逐渐从部分娱乐场所里的附属项目，变成了独立经营的大型休闲业态。

以钱柜等品牌为代表的经营模式，把音响、点歌系统、包厢、餐饮、酒水和服务组合起来，让唱歌从一项简单娱乐升级为一套完整的消费体验。

顾客不必再为聚会分别安排餐厅、娱乐场所和聊天空间。进了包厢，吃喝、唱歌、聊天、玩游戏都能解决。

这套模式曾让KTV风光了很久，但它的扩张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从行业数据看，KTV的衰退并不是疫情之后才开始的。

一份行业报告显示，中国KTV企业数量从2014年的约5.27万家，增加到2017年的约5.43万家，随后开始下滑，到2021年降至约3.997万家。在疫情全面冲击之前，KTV行业就已经走过了扩张期，开始收缩。

疫情无疑让情况雪上加霜。线下娱乐场所停业、客流减少，进一步打击了KTV的经营。

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当地调查显示，2024年受访者过去一年参与KTV或卡拉OK活动的比例约为56%，高于2023年的53%；但使用实体KTV门店的比例约为39%。

这意味着，唱歌需求依然存在，却不代表人们一定会走进传统KTV。家庭卡拉OK、手机唱歌软件等形式，也在分流这部分需求。

传统连锁品牌的经营表现同样值得关注。台湾好乐迪的营收从2023年的约27.72亿新台币，降至2024年的约25.97亿新台币，2025年进一步降至约24.14亿新台币。

单一企业的数据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但至少说明，疫情过去之后，知名连锁品牌的生意也没有自然恢复到增长轨道。

台北西门町，好乐迪西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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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不管一群人有什么不同的兴趣，都可以被安排进同一个包厢。至于大家进去以后分别做什么，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但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捆绑式社交」。

一群人进了包厢，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唱，其他人负责听、鼓掌，或者低头玩手机，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散场。

尤其是唱歌不好听、又不喜欢唱歌的人，坐在沙发上等一两个小时，未必比在办公室开会更快乐。

碰上公司聚会，情况还可能更微妙。领导唱一首歌，明明唱得五音不全六亲不认，大家还得鼓掌叫好。其实领导也为难：不唱吧，同事们可能觉得他端着架子，或者对活动安排不满意。

一来二去，还不如不参加。

当然，KTV也有它独特的好处。包厢提供了相对私密的空间，能让不常见面的朋友放松下来，也方便一群人聊天、喝酒、分享情绪。对于不善于正式表达的人来说，一首熟悉的歌，有时比一段客套话更容易拉近距离。

问题在于，当一种娱乐方式不能让参与者都获得满意的体验时，它就很容易从自愿娱乐变成被动社交。

过去，人们愿意接受这种不够完美的体验，是因为选择相对有限。大家的生活轨迹也比较集中：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很多关系都需要靠线下聚会维系。

现在不一样了。人虽然聚在同一个包厢里，兴趣却未必还在同一个频道。

九十年代，孩子们在唱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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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费者的变化，传统KTV本身也是一门经营成本不低的生意。

大型门店需要租下整片商业空间，投入装修、隔音、音响、点歌系统和家具，还要承担人工、设备维护、水电以及版权等成本。

此外，还有一项容易被忽略的支出：音乐版权。

从坪效来看，KTV的生意不算轻松。它需要占用相当大的经营面积，却无法保证每个包厢、每个时段都能创造收入。

KTV和卖衣服、卖日用品的生意不太一样，商品今天没卖出去，明天还可以继续卖； KTV卖的是有时间限制的空间使用权，空置的包厢和已经过去的营业时间，都无法再转化为收入。

因此，KTV不仅要想办法提高包厢的使用率，还要尽可能提高每位顾客的消费金额。包厢费之外，酒水、果盘、餐饮、服务等附加消费，往往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行业报告对2021年中国KTV市场的拆分显示，包房收入约222亿元，占39.79%；酒水、饮食及其他服务收入约335.9亿元，占60.21%。

问题是，顾客的消费行为越来越理性。对于经营者来说，这意味着每个包厢创造的收入未必能覆盖相应的空间和运营成本。

不过，传统KTV经营承压，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唱歌，也不代表这种业态没有未来。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当消费者的需求发生变化，KTV能否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空间。

日本市场就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例子。

日本卡拉OK相关行业的2026年白皮书显示，2025年度卡拉OK参与人口约为4120万人，相当于2019年的89%；卡拉OK包厢设施约9227家，包厢数量约11.97万个，较上一年度增加约3300个。

也就是说，日本的卡拉OK参与人口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包厢数量仍在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日本门店不再把包厢限定为唱歌空间，而是尝试拓展其他用途，例如独自休息、远程办公、观看视频、举办小型聚会等。

电影《去唱卡拉OK吧！》剧照

它们体现了一种思路：既然顾客不一定每次都想唱歌，包厢就可以承担更多功能。

我们的KTV也许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生日聚会、同学重聚、家庭娱乐、粉丝活动，都可能是明确的消费场景。顾客未必从头唱到尾，但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私密、能吃东西、能聊天、能玩游戏的空间。

一些门店还可以尝试小包厢、灵活计时、自助服务，或者针对特定主题设计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不同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

当然，经营者仍然要回答几个实际问题：目标顾客是谁？他们为什么愿意来？愿意花多少钱？多久会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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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并不是不需要社交了，而是社交的选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安排。

想唱歌，可以去KTV；想聊天，可以找家咖啡馆；想一起玩，可以打游戏、玩桌游；想运动，可以约着打球、健身、徒步。即使不出门，也能通过各种线上娱乐和社交平台与朋友互动。

当社交不再只有一种选择，KTV自然也就不再是必选项。

说到底，KTV的没落，不是人们不再需要社交，而是人们不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捆绑社交了。

KTV空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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