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海德格尔困境”

《到底有没有“平庸的恶”？——作为思想史事件的艾希曼审判》

作者：刘东

版本：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7月

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说来，如果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验收，那么时间到了今日，乃至到了今日之后，人们之所以还会记住阿伦特的名字，应当大抵不出下述三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她较为成功地写下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从而警示了这种为当今社会所独有的、作为“全新政府形式”的空前暴政，而由此一来，她的这本早期著作就跟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伯林的《自由论》一道，共同跻身到了“冷战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谁还想去维护她作为严肃学者的声望，那么最好就是主要去阅读和引证她这本书。

第二，她挑战性地、争议极大地提出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并且，又正好是借助于围绕它的激烈争辩，这种既很有诱惑又令人生疑的说法的影响，反而超出了狭小的“学术圈”，而广泛波及了一般的“知识圈”，乃至流行到了更为大众的“文化圈”。

第三，她更令人瞩目和为公众所熟知的，则是作为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情人，而且，又正因为这种并不平衡的感情关系，存在着种种令人错愕、嗟呀的裂缝，不免让旁观者往往“一头雾水”，就更容易长久地充当起了“八卦”中的谈资。

《汉娜·阿伦特 》（2012）剧照。

第四，应当简要分析一下，阿伦特同海德格尔的那层隐秘关系，到底是在何种特定的意义上，有助于我们对于本身论题的理解。——来自德累斯顿的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曾经令人好奇地，甚至令人神往地，向我们描述了这种情感的起始阶段。它发生在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和一位相当出色的才女之间：

人们不难想象，海德格尔到底被这位年轻女大学生的什么东西所迷倒：那种十分罕见的集美丽、聪慧、异样的情调、羞涩和特立独行于一身的混合气息。然而，阿伦特又迷恋海德格尔的什么呢？没错，人们可以解释说，一个年轻而又智慧的女大学生爱上一个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令人神魂颠倒的老师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卡尔·洛维特引入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道出了他俩迷雾重重之关系的玄机：魔术师。海德格尔，这位“来自迈斯科赫的小个子的魔术师”碰到了年轻的女大学生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朋友汉斯·约纳斯说她“有强度，有坚定的目标感，对质量和品位有眼力，渴望寻觅本真性的东西，对深邃有感觉，这种种品质使她让人觉得魅力无穷”。

这就是说，是两个魔术师的共舞？抑或只是一桩平凡的爱情故事？

另外，我们也可从海茵利希·布鲁希尔的描述中，觉察出就算阿伦特也频频地讲他的坏话，可那些贬斥的言辞也并不能掩盖住，实则她终其一生都在迷恋海德格尔，并且也在为自己同他的亲密关系而骄傲：

布鲁希尔夫妇俩很关注海德格尔在战后发表的文字，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海茵利希这样说：“海德格尔依旧研究如此深层的东西，令人吃惊，他依然行驶在尼采的轨道上……哲学如同艺术……是要用质量来说话的，好东西就是质量第一。”汉娜也说，他的“描述和评论都很出色”。她还说，他的语言“就像一股不可遏制的狂风；他（海德格尔）的大脑指挥若定，任凭才思泉涌（或许有个中原因）……流淌在笔下的竟是如此美丽的诗篇”。

赞美归赞美，她不会放弃在最信任的人——自己的丈夫面前，不加任何修饰地来评价海德格尔其人：“真实和谎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懦弱，一如既往地交织在一起，其实，后两者原本就是同一种东西。”海德格尔“和从前一样，只要条件成熟，他会在任何地方撒谎”。布鲁希尔觉得，海德格尔“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为他不幸的形而上学感到痛苦，就像我为雅斯贝尔斯的机遇感到高兴一样”。

由此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出于这种发自心底的崇拜，才导致了阿伦特在那次久别重逢之后，随即就坚定地充当了海德格尔的代言人，并且还利用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免疫力”，来为他的那次“站错队”委婉地辩解，或至少是竭力地搪塞。

《汉娜·阿伦特 》（2012）剧照。

汉娜·阿伦特答应海德格尔，为他的80华诞写一篇文章。回到纽约后她马上动手写这篇嗣后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的那一天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文章。这是一篇对自己的老师的赞美文章，但是其中也提到了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失足。海德格尔像柏拉图一样参与了政治，汉娜说他是乞灵于元首。这是一种很多思想家都会屈从的诱惑，是一种“职业畸形”。在这篇文章后头附的注脚里汉娜详细解释了她以这种职业病所指何物。海德格尔最主要的错误就在于，在所谓重要的领域里逃避那些存在于盖世太保的黑暗世界和集中营的刑讯逼供中的真实，这些黑暗和暴行直接肇始于国会纵火案。

虽则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她确实是同海德格尔建立了一种终身的对话关系，不过，如果再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他好像又从没有把她的思想“当回事”，或者说，是从没有把她也平等地看作“思想家”。——而事实上，那个男人从来都没怎么“在意”过、“平视”过自己，她在这一点上原也是心知肚明的，正因此我们才在前文中引证过她的牢骚：

后来她在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里这样写道：“在他面前我这一生几乎都在扯谎，装着好像我不存在，好像除非是在给他当传声筒的时候，否则我连数数都不会；在那种时候倘若证明我不仅可以数到三，甚至可以数到四，他就很高兴了。现在我觉得这种谎言突然之间变得很无聊，而且我得到了教训。当时有片刻工夫我很愤怒，现在我根本不恼火了，我倒是觉得不管怎么说那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无论是过去的谎言还是突然终止的游戏。”

至于说，海德格尔到战后也曾希望见到她，而且据说，他还刚一见面就表达了“停妻娶她”的意思，那恐怕也只是急于摆脱当时的困窘，希望利用一下她正好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事实上，且不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到底如何，反正他凡事都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这种“实用主义”的“为人”是众所共知的。

此外，海德格尔并不像她那般珍视此种关系，这也可以从另一件小事上看出来：凡是他于热恋中写给阿伦特的信，都被她即使颠沛流离也保存了下来；然而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享有他那世外桃源的小木屋，几乎全部阿伦特于同期写给他的信，却都被他出于各种理由给尽付一炬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1925—1975）》，根本就是残缺的、名不副实的，仅仅记录下了他的“单相思”。既然如此，还不如索性易名为《海德格尔致阿伦特》，还能至少显得贴切一点。

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海德格尔的这种相对冷淡，爱丁格又给出了另外一种猜测，那正是针对她那本“最不糟糕”（伯林语）的著作，或者说，正是针对她那本“写得最好”的书，——那么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至少是在海德格尔的眼目中，她是完全不配与自己“同起同坐”的：

然而海德格尔对阿伦特避而不见，似乎还有更深的和更根本的理由。《极权主义根源》一书的主要观念肯定不见容于他。更为可气的是，这竟是他自己学生的作品，还是一个女人——这女人，在他看来，在学问上是离不了他的。在她的书里，阿伦特竟将他赞美的纳粹主义与他仇视的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同样可恶的是，在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同时，阿伦特竟有意将她的质问直接指向海德格尔的“将西方文明从共产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用意——这不是有意拆台吗？

现在，对阿伦特而言，事情已经明摆在那里，海德格尔之不想要她的程度，与她之相信的海德格尔需要她去“安顿”他，去信赖他，去激励他一样。

当然了，阿伦特毕竟还属于罕见的“才女”，这终究还是给异性间的知性对话，增加了一层很难得的色彩，所以我们如果尽量持平地讲，他也不是完全未对她动过感情。而且，或许也正是因为她的“才情”，阿伦特才会在他的众多情人中，成为最为出色，也最为人知的一位。可话又要说回来，这个男人毕竟是思想的“王者”啊！所以，他摆给任何一位女人的姿态，就终究都只能是“居高临下”的。——既然如此，尽管这么说或许有点“刻薄”，但可怜的阿伦特确实终其一生，都不过是海德格尔的“情人”，或者说，她首先是海德格尔的“情人”，此后才能谈得上有什么“思想”。所以她终其一生，都无法逃避海德格尔的亮度，也是终其一生，都沐浴在他强烈的光线下，而且说到底这样的落差，也确实是符合他们各自学术分量的。

《汉娜·阿伦特 》（2012）剧照。

甚至于，阿伦特即使对这一点也有抱怨，不过稍微体会一下也能发现，她还是在为这种关系而不无自负的。而且说到了这里，如果再来回想前边的那句话，即“男人因恨她而团结在一起”，就能对她的跋扈作派多一点体悟了，似乎领会到她之所以那么好斗，而把人际关系弄得那么紧张，恐怕至少也有一部分的成因，是在于她本就心怀轻蔑地认为，这些人都不能跟她的海德格尔相比。——是啊，不管是那些与她拉开了距离的“海德格尔的孩子”，如马尔库塞、约纳斯、洛维特之流，还是更加“恨她入骨”的肖勒姆、阿尔都塞、伯林之辈，虽说也都算得上一等高手乃至著名学者了，可终究在学术思想的量级上，都还是不能同海德格尔相比的。

此外，更加重要，但也更加吊诡的是，虽说这是一种“不平衡的感情关系”，可终究阿伦特还是在这种“不公平”中，得到了某种总算“公平”的回报。而这样的回报突出地显示在了，正因为她曾经不顾一切地——包括不顾一切学理考量和事实根据地——充当起了海德格尔的代言人和辩护师，那么，也正是鉴于她同他的那种亲密关系，就使她的言说不言自明地，具有了某种权威性，或至少也是某种代表性。而由此造成的历史效应就势必是，人们只要是想到了海德格尔，也势必要捎带着去想到她，于是，只要海德格尔的名字还难以回避，阿伦特的名字也就总是要被顺便提及的。

本文选自《到底有没有“平庸的恶”？——作为思想史事件的艾希曼审判》，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刘东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