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12月26日，江苏高邮城内，日军大佐岩奇把一柄军刀放在桌上，表示愿意投降。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没有接话，只明确告诉他：“只有无条件投降这一条路。”这场谈判背后，是抗战结束后华中战场一场不能回避的较量。
日本宣布投降后，按照国际惯例，侵华日军应向中国军队缴械。然而在不少地区，日军并没有立即把武器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是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高邮的日军正是其中一支，他们明知战争已经结束，仍凭借坚固城防拒绝缴械。
事情并不只是日军迟迟不肯放下武器那么简单。国民党方面试图利用原有日伪武装，阻挡新四军接收抗战根据地。对蒋介石而言，华中地区的铁路、运河和城镇，都是调兵遣将的重要通道。谁能控制这些地方，谁就能在接下来的军事较量中占据主动。
高邮的位置，恰好卡在运河交通线上。向北，可以联系苏北根据地；向南，则通往扬州和长江一带。旁边的邵伯镇，也是运河上的要点。国民党军若沿运河北上，很可能借此切断华中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因此，粟裕判断，高邮不能绕开，邵伯也不能放弃。
这个判断并非轻率。高邮城经过日军长期经营，城墙高大，碉堡密集，城内约有一千一百名日军和五千多名伪军。新四军擅长运动战，但攻打这种坚固城池，势必付出伤亡。中央考虑到战局全局，曾要求粟裕把主要力量转向津浦路，避免在高邮城下陷入苦战。
粟裕没有简单执行撤离。他在前线反复研判后，向中央说明，高邮守军不是普通地方武装，而是拒绝执行投降命令的日伪军；攻打高邮，既是军事行动，也是完成受降任务。若此时退让，国民党军一旦接近运河，华中解放区就会被迫承受更大压力。
电报送出后，粟裕的态度十分明确：高邮之战势在必打，早打比晚打有利。这个“打”字，包含着极强的现实判断。新四军若等对方完成调动，战场会更加被动；若趁日伪军孤立、国民党援军尚未形成合力时出击，反而有机会迅速解决问题。
战役准备并不仓促。新四军调集第七、第八纵队担任主要攻击力量，同时组织大量民工运输粮食、弹药和器材。第七纵队先对邵伯实施攻击，第八纵队则负责清除高邮外围据点。邵伯一线的控制权，直接关系到高邮守军能否得到南方援助。
邵伯战斗中，新四军没有一味堵死缺口，而是有意留下突围方向，准备在开阔地带歼灭出城部队。邵伯被攻克后，部队立即构筑防线，防止国民党军从南面接近。与此同时，高邮外围据点相继失守，城内守军逐渐陷入孤立。
对高邮城的攻击，也不是单靠炮火硬撞。新四军在东门挖掘交通壕，设置机枪阵地，造成主攻方向的假象，牵制守军兵力。真正的突击力量，则寻找南门、西门的薄弱环节。城外的喊话和传单也没有停止，日军已经离开本土数年，思乡情绪本就是防守意志中的裂缝。
有意思的是，劝降并不只针对日本士兵，也针对被日军控制的伪军。新四军通过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喊话、散发传单，说明日本已经战败，继续抵抗只会让自己成为战俘。城内守军起初以机枪射击回应，部分伪军甚至杀害劝降人员，表明他们仍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援军身上。
12月19日，战役正式展开。经过数日外围作战，12月26日，新四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高大的城墙没有挡住突击部队，南门、西门先后出现突破口，部队进入城内后，与日伪军展开激烈巷战。城防一旦被撕开，原本依靠工事维持的抵抗很快失去支撑。
岩奇提出，日军可以交出重武器和物资，但希望携带轻武器到南京向国民党投降。韩念龙当场拒绝：“不接受这个条件。”岩奇见无法继续讨价还价，只得放下军刀，下令日军解除武装。高邮日军最终按照战俘身份，被新四军接收。
高邮、邵伯战役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伪军五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更重要的是，运河这条南北通道没有被国民党军控制，华中与山东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得以保持。粟裕坚持攻打高邮，并不是为了争一座孤城，而是为了夺取华中战场的主动权。那把放在谈判桌上的军刀，也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最后一批顽固抵抗者解除武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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