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春，湘赣边界一带，何长工背着两只小猪，脚穿草鞋，像个急着赶路的穷苦农民。他此行并非赶集，也不是回乡，而是奉毛泽东之命，下山寻找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井冈山根据地刚刚站稳脚跟，兵力、粮食和情报都十分有限。毛泽东清楚，单靠秋收起义留下的队伍，很难应付越来越严密的围攻。要把根据地做大，必须找到一支经过战火锤炼的力量。
当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在湘南活动。两支队伍虽然目标相同，却被敌军封锁和消息阻隔隔在两地。毛泽东于是把联络任务交给了何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洞庭湖一带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给他改名“长工”，既带有乡土气息，也寄托着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临行前，何长工没有携带显眼的文件，也没有穿干部服装。他故意把自己打扮得破旧不堪，背上两只小猪，裤脚沾满泥巴。这样的装束，在当时的乡村道路上并不扎眼，反而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可刚走到湖南沔都附近，他便被民团哨兵拦下。对方看了看他背上的猪，开口盘问。何长工装作胆怯，称自己是逃出来的，准备回家。哨兵见他不像有钱人，却仍不肯放过，伸手搜身，从他身上摸出几块大洋。
何长工没有任由对方拿走钱，立即把大洋夺回，说：“你拿了我的钱，我一家老小怎么办？”这番话听起来像乡民争辩，实际上是在试探对方的底气。哨兵见他不肯屈服，恼怒之下，干脆把他押进了一间黑屋。
屋里关着的，都是被民团刁难的百姓。何长工很快判断出，这些人并非真正的嫌疑犯，只是民团借机敲诈的对象。他压低声音劝大家一起喊冤，不能任由对方逐个欺负。
喊声一阵高过一阵，民团担心事情闹大，只得答应次日放人。第二天，贾团长来到屋前，警告众人不要向革命队伍报信，随后让他们赶紧离开。百姓们纷纷走散，何长工却故意留了下来。
贾团长觉得奇怪，问他为何不走。何长工装出无奈的样子说：“我走不远还会被抓，不如给你当个马夫吧。”贾团长连连摆手，显然不愿多养一个闲人。
见对方拒绝，何长工又顺势说道：“那就给我开张路条，我好回家。”贾团长一听，这个办法省事，便写了一张证明，还夸口说沿途民团都认识自己。何长工拿到路条，便顺利离开了这处关卡。
这件小事看似侥幸，实则体现了何长工的应变能力。他没有和民团硬顶，也没有急于表露身份，而是把对方的贪婪、懒散和虚张声势，变成了自己脱身的缝隙。
拿着路条后，何长工辗转联系湖南方面的党组织，又继续寻找朱德部队。由于当时交通阻断、消息滞后，他一度绕道武汉、香港，再到广州。抵达广州时，正逢广州起义失败，行程更加危险。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从旧相识那里得知，朱德的部队曾得到范石生的接济。范石生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和朱德有旧交。朱德部队进入其防区后，双方约定队伍不拆散、不改编，所需粮饷按原有方式解决，日后也可以自行离开。
这段特殊关系，为南昌起义军余部保存力量争取了时间。蒋介石要求范石生扣押朱德时，范石生暗中放走了朱德，并提供了一批经费和武器。朱德随后率部转赴湘南，逐步恢复力量。
何长工为了接近朱德，曾改穿呢子大衣和黄皮靴，装成有身份的富家子弟。没想到进入防区后，还是被士兵严密盘查，绑起来押往司令部。身份越像，盘问反而越细，这一次，他没能靠装扮过关。
到了司令部，何长工遇见了旧识蔡协民。蔡协民认出他后，马上替他松绑，说：“老何，自己人，刚才多有得罪。”何长工顾不上寒暄，立即说明来意，表示自己是毛泽东派来寻找朱德的。
不久，朱德和陈毅赶到。何长工把井冈山的情况、毛泽东的设想以及两军会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朱德听后很快作出决定，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此前，朱德也曾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络，双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彼此寻找的局面。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宁冈砻市会合，两支革命武装由此汇成一股重要力量。随后，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会师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见面，而是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一次关键转折。何长工在其中承担的，正是最容易被忽视、却极为危险的联络工作。那张民团开出的路条，也成为这段经历中颇具代表性的细节：革命队伍的壮大，有时就从一次盘问、一次周旋和一条狭窄的生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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