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机场,海关检查员林华面对一名准备出境的英国人,没有被护照和身份迷惑,反而盯住了他行李里的两只老鼠。出国旅游带老鼠,本就不合常理;更奇怪的是,笼子简陋,老鼠也不像宠物。林华没有当场声张,而是悄悄向上级报告。
两只老鼠被送到广州市卫生检疫部门检测。结果出来后,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它们身上带有放射性物质,样本特征与西北核工业基地存在关联。这个细节说明,老鼠并非普通动物,很可能是在某处实验或生产环境中被带上了放射性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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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携带者乔治·瓦特并不是单纯的游客。他受聘于兰州一家化工企业,名义上负责进口设备的维修。设备来自国外,价格昂贵,故障却不少,外国技术人员因此有理由长期留在厂区周边活动。
这种安排的隐蔽之处在于,技术人员可以接触工厂、交通和生活环境,却不容易引起注意。瓦特常以采购小仪器、散步、了解当地情况为由外出,真正用于维修设备的时间反而有限。林华发现的两只老鼠,正好把这个看似普通的外国专家,与西北核工业联系在了一起。
负责外贸系统侦察工作的张文奇接到报告后,没有急于逮捕瓦特。他判断,若立刻收网,容易惊动隐藏在背后的人,也可能让已经取得的资料被销毁。更棘手的是,1967年英国代办处事件后,中英关系十分紧张,处理英国籍人员必须顾及外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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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盯住他,不能打草惊蛇。”张文奇提出,真正重要的证据,或许不在瓦特身上,而在与他联系的人手中。
当时,中国正处在核工业发展的关键阶段。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氢弹研制也在加紧推进。核基地位置、实验数据和材料成分,任何一项泄露,都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后果。杨奇清得知情况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求查清事实,同时确保国家机密绝不能外泄。
侦察人员随后把目光放到瓦特的妻子身上。瓦特曾为妻子来华探亲作出安排,夫妻两人有可能借出境之机转移情报。1967年7月15日,瓦特陪同妻子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两人分开办理手续时,侦查人员对女方行李进行检查,从包内发现微型相机,从箱中查出微型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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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卷冲洗放大后,出现了与核工业有关的地图资料,以及兰州军区战备地形图。证据表明,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交流,而是有组织地搜集军事和国防情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顺藤摸瓜,弄清瓦特背后的关系网。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瓦特夫人被控制后,一通打给瓦特的电话引起了侦察人员注意。电话中,对方纠正说:“不是他,是许林德。”这句话暴露了另一个关键人物。
许林德是外国专家组负责人,负责外籍技术人员的调度安排。他的工作看起来并不繁重,却频繁在兰州周边活动,对黄河水位、地形和设备情况表现出异常兴趣。与此同时,另一名外籍人员因搜寻科研通信内容被查获,许林德开始急于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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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奇没有立即在兰州抓捕他,而是判断其身上可能藏有更重要的材料。侦查部门掌握了他的行程,故意让他购买兰州至北京的航班,并通过调整航班信息,避免其提前获得准确到达时间。这样一来,他抵达首都机场时,外部接应难以及时安排。
许林德到达机场后,海关人员从其行李中查出密封的样本、微型胶卷和密写文件。其中部分材料涉及核爆炸后尘埃与原子弹原料成分。证据固定后,许林德被依法控制;兰州方面也随即对瓦特采取措施。两名外籍人员之间的联络、活动轨迹和资料流向,终于被串联起来。
这起案件的价值,不只在于查获两名外国人员,更在于它展示了当时国家安全工作的细密程度。一只带有放射性痕迹的老鼠,本来只是机场行李中的异常物,却牵出了外国技术合作、核工业基地和军事测绘之间的隐秘联系。周恩来持续过问案件进展,也说明在两弹研制的关键时期,任何微小线索都不能被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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