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下午一点,朝鲜丰岛海面。
一艘英国商船正在下沉。船上载着1116名清军官兵,他们刚拒绝了日军的劝降,用步枪向敌舰还击,然后随船沉入海中。
245人获救,871人殉国,大多是李鸿章手下经年训练的淮军精锐。
他们不知道,自己何时出港、带多少枪、走哪条航线、由谁护航——早在三天前,就已经摆在东京的桌案上。
而泄露这一切的情报网,起点是一家卖眼药水的铺子。它开在汉口,时间是八年前。
这张网最终织成的东西,是一部两编三册、两千三百多页的巨著——《清国通商综览》。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无所不包。
后来有人形容:这就像把中国这个巨人脱光了,放上了解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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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春天,二十七岁的日本陆军中尉荒尾精扮作普通旅客抵达上海。
那年头日本青年正一窝蜂往欧美跑,学法律、学造炮、学海军。他偏要往中国跑。
临行前,陆军卿大山岩问他:大家都争着去欧美,你为什么急着去那落后的清国?
他笑着答:"取得中国,好好统治它。"
到上海后,他先去拜访一位五十三岁的商人——岸田吟香。
他有资金,也有野心,甘心做荒尾精的幕后金主。
老头给年轻人的建议很实在:"上海太扎眼。你沿江往上游走,到汉口去。那儿是九省通衢,日本人还没去过,可四川、云南、贵州都通得出去。"
于是汉口洋华街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挂出新招牌,卖眼药水"精奇水",也卖书。
表面是药铺,内里是日本参谋本部在华中设的第一个情报据点。
这一套后来有个名字,叫"以商养谍"——卖货赚的钱就是盘缠,生意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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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尾精有个宏大的计划,管它叫"四百余州探险"——那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叫法。
一群二十出头的日本青年聚到汉口: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钟崎三郎、高桥谦……年轻,读过书,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湖南、北京、四川支部相继挂牌。堂规定了一条:每年春天,所有外派的人必须回汉口,交上一年的调查,领下一年的人物。
他们出发时背着药箱和书,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一路走一路卖。
货卖光了,就改扮郎中、风水先生、云游和尚,甚至乞丐。被盘问口音不对,就说是福建人或广东人。
《外员探查须知》里列着他们的调查清单:
北到满洲,南到云贵,远至新疆、西藏。这些脚上起泡的年轻人,一步一步把这个庞大的帝国量了个遍。
后来接手汉口乐善堂的根津一,把这些散落的情报分门别类整理,编成了那部两千三百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书一出来,日本朝野震动。
从此,日本军政当局案头有了关于中国最权威的一本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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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9月,上海英租界泥城桥畔,一批简陋的校舍里住进来一百五十个日本学生。学校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培养中日贸易人才。
开学时诞生了一首校歌:
很青春,很热血。可这所学校的实际业务,是间谍训练。
1893年6月,第一届89名学生毕业;同年8月,学校因经费困难停办。前后培养的百余名学生,绝大多数留在了中国。
甲午战争中日本那些有名的间谍,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基本都出自荒尾精门下。
一个药铺,长成了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又长成了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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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紫竹林英租界,松昌洋行有个不起眼的日本职员,叫石川伍一。他十八岁就来中国,走过十三省,进过四川,是荒尾精门下的老手。
他盯上了一个人: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
书办是个抄抄写写的小角色,可他手边有什么?——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的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造多少弹药、库里还剩多少的底册。
石川的手段并不高明,无非金钱加美色,中间还拉了个叫汪开甲的人牵线。
刘棻就这么一份一份地抄给他。情报最后交到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手里,源源不断发回东京。
1894年7月,清廷租英国商船"高升"号运兵去朝鲜。船还没出港,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几个营、多少人、带什么枪、什么子弹、上哪条船、船的排水量和航速,连护航舰是谁都一清二楚。
日舰提前出海设伏。7月25日,丰岛海面,浪速号击沉高升号。约871人沉入海底,几乎没来得及开一枪。
谁也没想到,捅破这桩案子的,是一群愤怒的老百姓。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上,一个叫贾长瑞的人——他哥哥死在高升号上——带人冲上船痛打日本乘客。
混乱中掉了一封密函,是日本武官泷川具和发给烟台武官井上敏夫的谍报。
顺着这封信,8月4日,石川伍一在刘棻家里被抓,从刘家搜出的情报里,正有高升号运兵数量和军官姓名的记录。
美国人出面要人,说日本方面称此人"并非间谍"。李鸿章这回顶住了——光绪帝已经下了密谕:
1894年9月20日,天津城西门外。刘棻斩首,石川伍一按欧美惯例枪决。围观民众数以万计,《字林沪报》记:行刑之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
掌声很响。可那掌声里,有约871个已经沉在朝鲜外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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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比石川更早一步踏上逃亡路。
宗方小太郎,荒尾精的得意门生,曾任乐善堂北京支部主任。
1894年7月5日他到烟台,剃发易装,扮作中国人,化名宗玉山、宗鹏举、郑如霖,在威海、天津、旅顺、胶州之间来回穿梭。
他两次潜入威海卫。站在城内的制高点环翠楼上俯瞰整个军港——港里停着几艘船,是什么船,泊在什么位置,炮台朝向哪里,射界如何。
北洋水师的舰艇数量、番号、动向,被他一笔一笔记下,一封封密信发回日本。
船上偏偏有个熟人——清军军官蔡廷标。宗方索性先发制人,主动上去套近乎,硬是攀谈出了交情,蔡答应不揭发他。一路盘查,他靠着这层掩护蒙混过关。
回到日本,他受到隆重礼遇。10月4日,广岛大本营,明治天皇破格接见了这位无官无职的小间谍,而他拜谒时身上穿的,还是那套在中国乔装时穿的衣裳。他后来对知友说:小太郎毕生之愿足矣。
再后来他写了《对清迩言》,谈战后如何处置中国。学者把这份报告和《马关条约》的条款一对照,相似度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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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
他化名"积参助",在天津以开书店为掩护,从书肆里搜罗清廷朝野关于海防的议论。
报告写得很细:荣成湾东、西、北三面环陆,只有南面向海,几乎不必担心风浪;海底是沙质,直接与岸相连,水深适宜,舢板和汽艇都能靠岸;若预先备好栈桥材料,人马皆易于登陆。
结论只有一句:"故欲攻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以为基地。"
六年后,日军原样照抄。1895年1月,日军从荣成湾登陆,绕开威海正面炮台,从背后包抄。
北洋水师不是被打沉在正面战场上的,是被一支从背后摸上来的陆军,堵死在刘公岛里的。
威海研究者孙建军说:这一条情报,对北洋水师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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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4月,开战前一年多,日本参谋次长、谍报头目川上操六亲自来到中国"实地考察"。
他在天津待了整整一个月。参观天津机器局,访问武备学堂,看炮兵操演炮术、步兵操练步伐,还登上北塘炮台看山炮演习。
在武官神尾光臣陪同下,连天津周围的地形都偷偷"考察"了一遍。
而毫无戒备的清政府全程殷勤接待。李鸿章视他为上宾。
川上回国后,心里有底了:清政府的战备,虚得很。
荒尾精说过一句话,也许能解释这种自信从哪来。甲午开战前,他鼓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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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怕的,不是日本知道多少,而是两边知道得有多不对称。
战败之后,清廷御史易俊上奏总结过一句话:
这话不是气话。整个甲午战争前后,清朝对日本没有哪怕一次像样的情报侦察。
日本在中国有多少间谍、参谋本部在想什么、联合舰队要往哪去——几乎全是盲区。
更荒唐的是抓到了人怎么处理。郑观应当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职,他急电盛宣怀:日本奸细被地方官拿获,
罚一块五,放人。
而在天津的码头上,高升号即将出港,日本人拿着铅笔和洋簿站在岸边,把船上装了什么一件一件记下来。当时有官员记下这一幕:
民国初年,戴季陶在《日本论》里写过一句很沉痛的话:
而我们把人家放在解剖台上了吗?一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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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记得邓世昌,记得致远舰撞向吉野,记得刘公岛的陷落,记得马关春帆楼的那纸条约。
但我们很少记得,在1894年第一声炮响之前,已经有几十个日本人,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穿着长衫、背着药箱,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
他们不是天才,也不是超人。他们只是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认真地看着你,而你没有认真看着他们。
这才是甲午最难受的地方。它不是一场打输了的战争——它是一场在开战之前,就已经输了情报、输了工业、输了财政、输了动员的战争。海面上的五个小时,只是最后的结账。
那家汉口的药铺早就不在了。
荒尾精战后赴台湾倡设"绅商协会",1896年10月染鼠疫病死于台北,只活了三十八岁。
而他们留下的那两千三百页《清国通商综览》,至今仍是研究晚清社会的珍贵资料。
历史最冷的地方就在这里:伤害你的那些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而且直到今天,我们研究自己晚清的社会,有时还得去翻他们当年写的那本书。
所以真正值得记住的也许不是愤怒,而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国家的防线,从来不在海岸线上,而在它是否足够清醒、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也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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