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篇论文撤稿，浪费数千万经费

一篇论文被撤稿，究竟浪费了多少科研经费？

不久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温志立存在买卖论文和数据、滥用基金项目资金等问题，撤销两个相关基金项目，并要求追回已拨资金。

2021年1月，温志立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在期刊《衰老》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抑制肝癌的论文。该论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并被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列入“2021年教师代表性论文”。2024年，《衰老》调查发现，论文中的图像与其他机构发表的不相关论文存在重叠，甚至出现了同一把带有独特划痕的测量尺。随后，该论文被撤稿。

通报未披露实际追回的金额和进度。近日，国际期刊《学术出版》发表论文《中国撤稿的代价：浪费的科研经费及其他》（以下称《撤稿代价》），以82篇撤稿论文为样本推算，2011—2025年，2248篇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被撤稿的开放获取SCIE/SSCI论文，仅版面费一项，就可能造成6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80万元）的经费浪费。

温志立的这篇撤稿论文，也在《撤稿代价》的统计之中。《撤稿代价》认为，版面费浪费，可能只是中国撤稿论文造成的科研经费浪费的冰山一角。该研究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徐少雄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初步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涉及中国机构作者的撤稿论文已有3万多篇，其中约三分之一在文中披露了科研资助。

9月29日，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科技部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系统撤稿论文常态化核查处理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

反差的“冰山一角”

《撤稿代价》以发表在潜在掠夺性期刊上的论文为切入点。研究发表后，一个引发讨论的问题是：掠夺性期刊居然也会撤稿。

2019年，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指出，掠夺性期刊以营利为目的发表学术内容，欺骗作者、资助方和学术机构。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掠夺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缺乏严格的同行评议，可能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抄袭及数据造假等问题。

“撤稿通常被视作期刊质量管理的手段。”徐少雄介绍，他选择这一切入点，是想呈现一种反差：论文受到资助，却发表在掠夺性期刊上，最终还被撤稿。这说明科研经费浪费问题非常严重。

但掠夺性期刊很难被明确界定。徐少雄介绍，掠夺性期刊内部的办刊目的和流程像一个“黑箱”。学术界判断一个期刊是否为掠夺性期刊，只能依据一些外部指标观察和判断，如发文数量和质量、网站是否正规、主编身份等。因此，他在研究中使用“潜在掠夺性期刊”的表述，并依据比尔清单选取样本。该清单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图书馆员杰弗里·比尔建立，收录潜在的掠夺性期刊和出版商。

一些期刊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论文时，会向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也被称为版面费。《撤稿代价》从文章处理费入手，将比尔清单与追踪撤稿论文的独立数据库——撤稿观察数据库（RWDB）比对，筛选出129篇论文。其中，82篇论文披露了至少一家来自中国内地的科研资助方，占比63.6％。根据公开收费数据估算，82篇论文的文章处理费合计超过24万美元，平均每篇约3000美元。

《撤稿代价》统计，2011—2025年，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开放获取SCIE/SSCI撤稿论文共2248篇。按上述82篇论文的平均文章处理费推算，这些论文可能浪费科研经费约675万美元。同期，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SCIE/SSCI撤稿论文有104篇。依据上述处理费推断，这些论文可能浪费科研经费约31万美元。

这是多大规模的浪费？《撤稿代价》举例，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一般项目的平均资助金额为68965美元。675万美元，相当于近百项研究的经费。

《撤稿代价》梳理了82篇论文披露的资助项目发现，国家级和省级项目占主导，数量远超地方级、机构级项目。这出乎徐少雄意料。“级别更高的项目，理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徐少雄说。82篇论文中，有7篇由中国境内作者与境外学者合著，但其披露的经费来源均为中国境内。

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129篇论文来自11本潜在掠夺性期刊，其中9本曾被全球领先的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收费可能高于期刊的平均水平。此外，研究采用的是数据收集时的文章处理费，可能高于论文发表当年的收费标准。徐少雄补充，作者实际支付文章处理费时，可能获得一定费用减免。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估算结果偏高。

而从整体来看，这种估算，可能低估了科研经费浪费。徐少雄介绍，正规SCIE/SSCI期刊的文章处理费通常高于掠夺性期刊。此外，撤稿论文涉及的材料、设备和人员等研究支出，也可能存在浪费。“研究这些费用被浪费了多少，更有意义。”但这需要研究者提供材料、人工等支出数据，再据此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推算。目前，他还难以独立完成。

徐少雄认为，《撤稿代价》另一项局限是，假设受资助论文的文章处理费均来自项目经费。但实际上，论文可能受基金资助，却没有使用基金经费支付文章处理费，而是有其他经费来源。“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小样本先导研究。”徐少雄介绍，他希望以此引起对受资助撤稿论文的关注，并进一步研究正规期刊的撤稿数量及其浪费的科研经费。

“九头蛇”

十年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硕士期间，徐少雄开始关注撤稿现象。他最初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撤稿通知中的修辞策略。2023年从香港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逐渐转向研究撤稿背后的科研诚信与学术不端问题。一个重要背景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正日益严峻。

根据徐少雄提供的研究样本，《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撤稿代价》涉及的撤稿论文中，临床医学领域的论文最多，此外还涉及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等领域。论文署名单位既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也包括武汉大学等高校。

“在声誉恶劣的掠夺性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成为伴随一生的学术污点。”樊秀娣认为，一些学者盯上了其发表快、门槛低的特点。正规期刊发表论文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有时甚至一两年，而掠夺性期刊两三个月内就能发表，快的甚至仅需数周。随着博士生和教职人员规模扩大，国内论文发表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国外出版商运营掠夺性期刊，正是瞄准了国内的论文发表需求。”

而且，掠夺性期刊也可能进入正规数据库。樊秀娣介绍，国内外一些机构会发布掠夺性期刊清单，但更新并不及时，一些被列入清单的期刊，也可能通过整改、提高出版质量，被移出清单。一些掠夺性期刊会向知名学者约稿，改善自身形象。《撤稿代价》研究的129篇论文中，125篇发表于曾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期刊。一些掠夺性期刊被Web of Science收录数年后，才被剔除。

“掠夺性期刊就像‘九头蛇’，切掉一个头，又会长出新的。”樊秀娣认为，只要需求存在，即使不断打假，新的掠夺性期刊仍会不断出现。对科研机构的评审者而言，识别和监管十分困难。

徐少雄认为，目前学术共同体对于掠夺性期刊的认识并不充分。国内外一些机构设有内部预警名单，却不对外公开。他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与学术团体可以共同制定规则，扩大对掠夺性期刊的监测范围，及时公开披露预警信息，为科研资助方和研究者提供选择指引。

“难啃的骨头”

“追回撤稿论文涉及的科研经费面临重重困难。”樊秀娣介绍，尤其在医学、生物学等领域，一些科研人员获得的经费可达数千万元，追回难度很大。徐少雄介绍，受到资助的科研项目，通常还会获得所在单位的配套经费支持，甚至奖励。项目申请成功和论文发表，也可能带来间接经济利益。

对此，徐少雄建议，除追回相关项目经费外，对涉及科研不端行为的，还应给予经济处罚。同时，应根据撤稿造成的经费浪费金额和项目级别，确定相关责任作者被限制申请资助的期限。处罚期内，相关责任作者发表的论文，不应作为招聘、晋升、科研奖励等的评价依据。

除了经费浪费，徐少雄认为，撤稿论文还可能误导后续研究。如果撤稿标注不明显，其他研究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引用，甚至基于其结论开展新的研究。撤稿论文如果被用于训练AI，其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散。樊秀娣认为，部分撤稿论文的作者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会加剧科研环境的“内卷”，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踏实做研究的人，可能被淹没在论文的汪洋大海里。”

徐少雄介绍，论文出现小问题，通常可以刊登更正处理，而撤稿通常涉及重大问题，撤稿原因绝大多数与作者有关。《撤稿代价》统计的129篇撤稿论文中，有5篇没有标出撤稿原因，剩余124篇中，仅3篇被归为“非作者原因”。

“一篇论文被撤稿，可能只是其中部分内容出问题。”徐少雄介绍，一些学者认为，避开有问题的部分，撤稿论文的其他内容依旧可靠。他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要被撤稿，论文就应从学术库中永久退出，不应再被使用。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继续研究，发表新的论文。

全球超过10%的撤稿论文的撤稿原因不明。“有些论文问题，期刊无法独立调查，需要作者所在机构配合。”徐少雄读过几千篇撤稿通知，不少通知提到，期刊主动联系作者及其所在机构，但作者不回应，机构不配合调查。有时，机构与期刊的调查结论并不一致，机构认为论文没有严重问题。

而且，徐少雄观察到，撤稿原因的表述正趋于中性化。比如，期刊只指出论文中的数据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至于是造假还是手误，则需要机构进一步调查。樊秀娣认为，一些机构希望科研人员多发表论文，可能对撤稿论文的作者有所保护，追责力度也可能不足。她建议，如果撤稿涉嫌学术不端，应惩治科研人员所在机构。

事实上，教育部和科技部近年来多次开展了撤稿论文治理行动。

徐少雄2025年8月发表在国际期刊《科研问责》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24年斯坦福全球前2％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中，有8万余位美国科学家，其中2000多人存在撤稿记录，占比2.76％；1万余位中国科学家中，874人有撤稿记录，占8.18％，约为美国的3倍。他认为，这些科学家中不少人身居要职，撤稿治理需要先啃下这些“硬骨头”。“至少要对他们的撤稿论文开展核查，并公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