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91年，长安甘泉宫，汉武帝刘彻听到“太子谋反”的消息时，已经六十多岁。传话的人不是太子使者，而是从长安逃出的宦官苏文。几句仓促的奏报，竟让一场宫廷疑案迅速变成父子相残。
巫蛊之祸常被归结为江充陷害太子刘据，似乎只要除掉这个小人，悲剧便不会发生。可翻看此前数年的宫廷变化，会发现江充只是点燃火星的人，真正堆积柴薪的，是汉武帝晚年的猜疑、权力安排和对太子的长期压制。
刘据并非没有根基。他的母亲是皇后卫子夫，舅舅卫青曾统领大军，表兄霍去病也建立过赫赫战功。问题在于，卫青、霍去病相继去世后，太子在朝廷中的依靠明显减少，外戚集团的影响力也随之衰退。
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挪用军费入狱。公孙贺为了营救儿子，抓捕了汉武帝通缉的朱安世。朱安世入狱后上书告发公孙父子，牵连巫蛊、私通等罪名，公孙贺全家因此被诛，阳石公主、卫伉等人也受到牵连。
这件案子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于朱安世是否受人指使，而在于多年以后，汉武帝曾承认，相关案件并没有被有司查出确证。也就是说，太子在朝中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是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被彻底清除的。
宫廷里的信号还不止这一件。钩弋夫人为汉武帝生下刘弗陵后，汉武帝把孩子出生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刘弗陵出生于公元前94年，传说钩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汉武帝便将其与尧帝出生的故事相联系。
这当然未必等于要废掉刘据，却很容易让群臣产生联想。汉武帝一面称赞幼子聪慧强健，一面又对太子流露不满，宫廷中的风向自然开始变化。储位没有公开改变，太子却已经处在一种尴尬位置上。
江充的崛起，更加重了这种危险。江充曾因查办太子家臣在驰道上行走而得罪刘据。太子派人求情，江充却把事情直接报告给汉武帝，既不给太子面子，也借此显示自己的忠直。汉武帝不但没有责罚，反而称许江充，使他在京师声势大增。
苏文同样长期向汉武帝报告太子的过失。有一次，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苏文竟借机编造不实之言。汉武帝并非完全没有辨别能力，他曾因常融诬陷太子过于明显而杀掉常融，却仍把苏文等人留在身边。这样的用人，本身就是一种纵容。
巫蛊案爆发后，江充奉命在宫中掘查木偶。汉武帝当时居住在甘泉宫，身体衰弱，又深信巫蛊能够危害自身，于是允许江充大肆查办。江充把矛头指向太子宫，太子想面见父亲解释，却被阻挡在外。
“陛下知道这件事吗？”太子问。
使者回答：“江充说，宫中已经发现木偶。”
太子明白，自己若坐等审讯，恐怕不会有活路。于是他在长安起兵捕杀江充，试图控制局面。汉武帝得知后，先听信苏文等人的报告，认定太子已经起兵谋反；派出的使者甚至没有进入长安，便回来声称太子确实反叛。
这场冲突至此已经脱离了最初的查案范围。太子兵败后自尽，卫子夫也被迫结束生命。长安城内大规模牵连，死者众多。汉武帝后来惩办江充党羽，修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确实表现出悔恨，但悔恨并不能抹去此前的决策责任。
汉武帝是否早就想废掉刘据？从现有史料看，很难下这样的断语。公元前91年刘弗陵只有三岁左右，年幼且前途未卜。汉武帝若真要改立幼子，便等于放弃经营多年、已经成年并具备政治经验的太子，风险实在太大。
更合理的判断是，汉武帝对刘据已经产生严重不满，希望削弱太子势力，却没有形成明确的废储方案。他清除公孙贺家族，抬高江充等人的地位，又不断释放偏爱幼子的信号，目的或许是控制太子，而不是立即取而代之。
遗憾的是，帝王的猜疑一旦与佞臣的野心结合，便很难停在原处。汉武帝没有直接下令废太子，却让太子失去支持；没有亲自设计全面陷害，却把查案权交给了最不该信任的人。巫蛊之祸不是单纯的小人作乱，而是猜疑、失控与权力斗争共同造成的惨剧。
汉武帝后来没有及时为刘据议定谥号，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也长期被关在郡邸狱中，直到汉武帝晚年才被赦免。公元前74年，刘病已即位，即汉宣帝，刘据一系才重新获得应有的宗室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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