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5月29日，上海枫林桥举行公审大会。
两名犯人被押上台，宣判书当众宣读：参与1927年暗杀汪寿华，罪名确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两声枪响过后，叶焯山和马祥生结束了性命。
消息很快传到香港坚尼地台杜月笙的寓所，原本身体已经衰弱的杜月笙受到巨大冲击，健康状况快速恶化，几个月后离世。
叶焯山，广东潮州人，早年在上海给外国人开车，外号“花旗阿根”，后来投身青帮，成为杜月笙门下“四大金刚”之一。
马祥生出身青帮通字辈，原本在十六铺做小混混，因为烧得一手好菜，进了黄金荣的钧培里宅做厨子，后来借着人脉扩展势力，在租界广设赌台，也成了杜月笙的心腹干将。
叶焯山、马祥生、顾嘉棠、芮庆荣，合称杜门“四大金刚”，是杜月笙在上海滩立足的核心班底。
1927年4月11日夜里，汪寿华接到杜月笙的邀请，赴杜宅赴宴。汪寿华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刚刚成功，工会力量壮大，这让蒋介石感到不安。
汪寿华一进杜宅，就被叶焯山、马祥生等人捂住口鼻，装进麻袋，押上汽车运到枫林桥活埋。
年仅26岁的汪寿华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人。
叶焯山和马祥生是亲手执行这一行动的人，而安排这场“鸿门宴”的，正是杜月笙本人。
他离开上海时，内心一直抱有一丝侥幸，认为自己虽然是杀害汪寿华的主谋，但人在香港，他总觉得当年的直接动手者已经伏法，或许不会被追查。
然而，当马祥生、叶焯山被枪决的消息送到他手上时，杜月笙才意识到二十多年前的旧账没有被遗忘。
这两个跟着他多年、亲手执行杀人任务的人落网受刑，等于把当年那桩血案完整摆在眼前。
他躲到香港两年多，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寓公，安度晚年，但这两声枪响告诉他，历史不会因为他换了地方就自动翻篇。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一件事，杜月笙未必会垮得这么快。他的身体在此之前就已经出了问题。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带着妻妾子女和随从数十人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此后两年，他一直在香港做寓公，既不愿去台湾，也不敢回大陆。
蒋介石曾派人赴港游说，希望他去台湾，杜月笙都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了。蒋介石见拉拢不成，转而采取了另一种手段。
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说中共正与港英当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的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特工已潜入港岛，如果交涉不成，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笙信了这番话。他反共二十多年，血债累累，听到这种消息，恐惧是真实的。一连几天夜不能寐，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
他的哮喘病也日益加重，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患有哮喘，到了香港之后，气候潮湿，病情越发严重。身体的基础已经相当脆弱，精神上又承受着来自台湾方面的持续恐吓。
叶焯山和马祥生被处决的消息，恰好落在这个节点上。
对杜月笙来说，台湾方面的恐吓还只是传言，而上海那边是真的杀了人。死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替他动手的心腹。
他在香港与中共方面有过一些秘密接触，潘汉年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传递过善意，甚至在一份黄金荣的自白书初稿中，潘汉年审阅后把涉及杜月笙的内容删掉了。
这些信息让杜月笙觉得自己还有退路。但叶焯山和马祥生的枪决打碎了这个判断。
进入1951年7月，杜月笙的身体急转直下。
8月7日，他把秘书胡叙五叫到床前口述遗嘱，用嘶哑的嗓音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
遗嘱的内容全部是遗产分配和家庭琐事，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表态。他签下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在遗嘱上副署。
立完遗嘱后，病情继续恶化。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医生诊断结果是肺、心、肾、肝均已发病，呈总崩溃状态，回生乏术。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几下，说不出话，泪水先流了下来。
姚玉兰和孟小冬上前为他擦泪。他最后说出的意思是，死后要穿长袍马褂，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运回上海，葬在生身父母旁边。
8月16日下午，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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