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夏，湖北通山大畈隐水村，红军队伍正在举行一场成立大会。锣鼓声、口号声和乡亲们送来的粮食交织在一起，湘鄂赣红十七军由此亮相。站在队伍前面的军长张涛、政委方步舟，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两人的人生会走向截然不同的另一端。
红十七军的成立，并不是凭空出现。1933年7月，鄂东南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上级决定把湘鄂赣军区独立三师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组成新的军级单位。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部队随即投入战斗。
那时的根据地，远没有稳定的后方可言。枪支、粮食、药品都紧缺，敌军却不断调集兵力压缩红军活动空间。红十七军成立后虽有过胜利，但在木石港、王文驿等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数千人的队伍很快只剩六百余人。
这场失利，暴露的不只是兵力差距，也有指挥上的问题。张涛被停职反省后，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反而对失败原因多有辩解。一次去医院治伤时，他悄悄离开队伍，后来辗转河南，抗日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地方部队，担任过营长。
张涛原名张高寿，湖南祁阳人，早年曾在湘军中当兵。北伐期间，他进入教导队受训，并结识黄克诚。此后参加红军，担任过大队长、独立三师师长等职务，后来升任红十七军军长。一个从基层军官走上军级岗位的人，最终却在关键关头离开了队伍，落差不可谓不大。
有人曾劝他：“既然当过红军军长，为何不回去？”张涛没有留下明确回答。资料记载，解放后他回到湖南老家，以普通农民身份生活，土地改革期间担任过村长，也曾提出重新参加组织的要求，但因历史问题未获批准，晚年一直务农。
方步舟的经历更为复杂。他原名项升平，湖北大冶人，曾就读武汉外国语专门学校，后进入黄埔军校。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随部队南下，后来进入红军，在战斗中逐渐升任团长、师长，凭借文化程度和作战能力受到重用。
红十七军失利后，方步舟没有立即离开。他所在部队后来编入红十六师，他先任师政委，师长徐彦刚牺牲后又担任师长，并率部在鄂东南坚持游击斗争。比起张涛，他在红军队伍中多坚持了一段时间。
转折发生在通山黄沙铺梅田村。红军遭到敌军两个团包围，战斗失利，方步舟的妻子阮芳华也被捕。面对部队受挫、职务被撤以及亲属被俘等多重打击，他与上级发生争执，随后借口查看地形脱离队伍，投向敌方。
方步舟掌握着根据地兵力、部署和行动情况。他的倒戈，给鄂东南红军造成了实际损失。此后，他被国民党方面任命为第八游击纵队少将司令，还参与过诱降红军的活动。曾经的红军高级干部，转而成为对手手中的一枚棋子，这种变化在当时并不罕见，却尤其令人警惕。
有意思的是，方步舟并没有一直走到人生终点。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势力日益崩溃，他率部在浙江四明山起义，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由于他早年创建鄂东南苏区时确有贡献，后来又率部起义，组织对其历史作了综合审查，决定将功折罪，予以安排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方步舟先后在安徽宣城农场、南京青龙山林场任职，曾担任副科长，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这个结局，与张涛回乡任村长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二人都没有重新回到红军时期的地位。
方步舟晚年曾携妻子回到大冶老家。乡亲们原以为这位昔日军政人物会大谈往事，他却少言寡语，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生活、读书和写作。据族谱资料记载，他整理过《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等文字。1990年，他在家乡去世，终年90岁。
需要辨明的是，历史上还曾有一支江阴红十七军。其军长蒋云、党代表徐鸿英，在1930年至1934年的斗争中坚持作战，后来先后被捕或遭敌人杀害，二人并非投敌者。标题所说的军长、政委，指的是湘鄂赣红十七军的张涛与方步舟。两支同番号部队，几组不同人生，恰好说明了革命年代中，职位可以相近，选择却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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