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1年，直隶保定至天津的水路上，李尧臣押着四条大船，船舱里装着十万两官银。同行的镖师只有八人，面对的却不是普通盘查，而是一场早已设好的埋伏。那一刻，镖师手里的刀，未必比对方的枪更有用。
李尧臣后来整理这段经历时，留下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镖师吃的是刀头饭，可这碗饭，归根到底是“贼”赏下来的。没有盗匪，商旅无需雇镖；盗匪越多，镖局才越有生意。
这话听着刺耳，却很符合当时的行当逻辑。清末的镖师并非可以任意闯荡的江湖豪客，他们受官府约束，兵器也有禁忌。劫匪却没有这些限制，弓弩、土枪，乃至洋枪，都可能在山口和水道突然响起。
李尧臣18岁时进入会友镖局，时间是1894年。那时京城镖局不少，会友规模最大，鼎盛时期据其回忆有上千人。镖师之间按师兄弟相称，平日练的是三皇炮槌、六合刀等实战技艺，讲究的是如何护住镖车，如何在混乱中保命。
镖局给镖师管吃管住，饭菜也不能太差。走一趟镖，少则数日，多则数月，体力就是本钱。普通镖师每月收入不过四五两银子，镖头约有七两二钱。钱不算多，风险却极高，伤亡更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能够衡量的。
所以，镖师真正依靠的并不只是拳脚。人情、名望和规矩，往往比刀口更重要。经过盗匪地盘时，若路上摆着交叉荆棘，镖师不能直接挑开，那叫“恶虎拦路”。镖头要放下兵器，上前搭话。
“当家的辛苦。”
“掌柜的辛苦。”
几句切口，先把彼此身份说清，再谈是否借路。若双方有旧交，盗匪往往会亲自移开障碍，镖头也会客气地问一句：“有什么要捎带的吗？”这不是戏台上的唱词，而是减少冲突的办法。走镖酬劳固定，打赢了没有额外赏钱，受伤却要自己承担，能不动手，自然不愿动手。
有意思的是，镖局还会接待进城的盗匪。盗匪换上商人装束，镖局负责护送和遮掩，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利益关系。镖师称盗首为“当家的”，并不代表敬服，而是承认对方在地盘上的势力。江湖规矩，说到底仍是生意规矩。
1901年的那次“皇杠”押运，押送的是盐法道官银。十万两白银分装在银鞘中，重量极大，四条船才勉强装下。宋锡鹏一伙人冒充税务人员盘查，随即发动袭击。对方二十多人，且有枪械，八名镖师很快陷入苦战。
李尧臣回忆，四名师兄弟当场战死，幸存者才设法突围报官。劫匪无法带走全部银鞘，官兵赶到后只损失了两鞘，约两千两白银。可对镖局来说，损失并不只是银子，四条人命更意味着会友镖局的脸面被当众撕破。
京城几家镖局随后联合行动，集中百余名高手追剿宋锡鹏盗伙。人数虽少，参与者却多是常年走镖的人。经过数月交锋，盗伙受到重创，宋锡鹏逃往关外。1902年，他潜回冀州李家庄，李尧臣等四十多名镖师将其围住。
子弹打尽后，宋锡鹏试图徒手突围，最终被镖头焦鹏林擒住，押往保定处决。这场报复并没有让会友镖局从此太平，反而使他们与当地盗伙结下更深的仇怨。
不久之后，李尧臣一行人在八达岭附近押运货物，又遭遇“大光棍”“二光棍”一伙伏击。对方躲在山中放枪，镖师看不清目标，只能把驮运牲口围在外侧，人员藏在中间。焦鹏林派人联系怀来县地方武装，准备前后夹击。
这次镖没有丢，代价却是两名师兄弟张华山、武宪章中弹身亡。前后两次冲突，六名同门死在路上。李尧臣后来感叹，自己的命是从刀光枪影中捡回来的，这句话并不夸张。
镖局衰落，还有更深的原因。铁路、轮船逐渐改变运输方式，官银押运也不再完全依靠人力。火器普及后，镖师苦练的刀法很难抵挡暗处射击。会友镖局最终成为京城大镖局中仅存的一家，李尧臣也从押镖转向传授武艺。
他的回忆里，传统武功并非一开始就只为表演。对镖师而言，招式必须能在近身搏斗中使用，练错一步，丢掉的可能就是性命。后来许多技艺逐渐脱离真实搏杀环境，动作变得规整好看，原先那种逼着人练、逼着人用的生死压力，也随之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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