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11月8日，江苏丹阳南部的延陵九里镇一带，日军猪醒小队沿乡村道路返回据点。谁也没有想到，这支三四十人的队伍因为闯入塔路头村，很快被卷进一场持续到次日凌晨的恶战。
当时，日军在金坛一带盘踞，时常外出“扫荡”。他们行动看似谨慎，通常沿原路往返，很少临时改变方向。沿途百姓一见日军出现，便赶紧躲避，村庄很快陷入寂静。
这一次，几个年轻姑娘从村外跑回村中，被日军远远看见。日军随即偏离道路，闯进塔路头村。对当地百姓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搜查，而是直接关系到妇女和乡亲安危的危急时刻。
消息传到附近的新四军独立支队后，支队长王骏声立即带队赶来，并向新四军第二团、新六团求援。独立支队先在村外截住日军，交火不久，日军已有十多人伤亡，只能向贺甲村方向退去。
贺甲村距离城河山不远，周围沟塘交错，村内还有祠堂、庙宇等坚固建筑。日军抢占城河山高地，架起机枪和掷弹筒，试图依靠火力挡住追击。独立支队兵力占优，却缺少重火器，一时难以突破。
战局僵持之际，新六团团长段焕竞率一、三营赶到。两支部队从侧面压迫，连续夺取日军阵地，缴获轻机枪两挺。日军守不住城河山，只能退入贺甲村，等待宝堰方向的援兵。
有意思的是，日军原本只是一次临时闯村，却因退路受阻，被迫把一场掠夺行动变成了据点防守。村内的日军依托房屋和祠堂顽抗，村外的新四军则迅速封锁道路，战斗逐渐扩大。
中午以后，宝堰日军派出一百多人增援。新四军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罗维道接到求援后，判断援兵一旦进入贺甲村，敌我力量将重新平衡，便没有等待团部全部部署，先带二营投入战斗。
“先把援兵挡住，不能让他们进村。”
罗维道命令二营长温逢山带领部队拦截。日军援兵边打边靠近贺甲村，沿途多次冲击新四军阵地。战斗从白天持续到傍晚，双方反复争夺道路、桥梁和村口，伤亡不断增加。
天黑后，王必成率第二团三营赶到。他当时是第二团团长，年仅三十岁左右，面对二营已经出现较大伤亡的局面，仍要求各部集中力量，务必把村内外日军分割开来。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贺甲村北面的木桥和城河山一带。日军数次向高地反扑，三营长刘玉林和二十多名新四军战士在争夺中牺牲。木桥附近一度展开白刃战，双方距离很近，枪械难以发挥作用。
日军退回村内后，祠堂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它墙体厚实，门窗狭窄，外面又是开阔地，新四军若从正面冲击，很容易暴露在机枪火力下。连续两次进攻未能奏效，战斗陷入胶着。
偏偏夜里下起大雨。泥水淹没了道路，火把难以点燃，战士们只能摸黑接近。次日凌晨四时，二营四连派出一个排向祠堂方向搜索，刚靠近草堆，便有日军突然冲出，双方立即展开肉搏。
四连迅速增援，把日军压回祠堂。罗维道召集独立支队和新六团负责人商议，决定不再从正门硬攻，而是利用竹竿绑扎手榴弹，靠近围墙后炸开缺口。
这个办法很土，却很有效。战士们冒着火力，把竹竿伸向祠堂外墙，连续炸开三个缺口。手榴弹随后投入院内，祠堂里的日军遭到猛烈打击，只能从北门仓促突围。
打谷场上，新四军早已布置好包围圈。逃出的日军被压缩在狭小区域内，仍端着刺刀拒不缴械，双方很快再次展开近距离搏杀。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兵力被分割、退路被封锁的情况下，已无法改变败局。
有三名负伤日军冲出村外，随即被独立支队战士擒获。另有两名日军躲进一处茅厕，借石板和高地遮挡射击。由于当时没有日语翻译，新四军无法有效劝降，只能设法从侧面解决。
战士们把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爬上祠堂围墙向茅厕投掷。连续几次未能命中，直到一捆手榴弹落入坑内，爆炸声才打破僵局。两名日军当场毙命，贺甲村内的战斗随之结束。
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贺甲之战，也称九里之战、延陵大捷。新四军第二团、新六团和独立支队共歼灭日军及其援兵一百六十八人，俘虏三人，缴获机枪四挺、掷弹筒两具、步枪一百多支。
新四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营以下指挥员和战士共九十四人牺牲，负伤一百余人。贺甲村祠堂墙面留下的弹孔，正是那场恶战最直接的遗迹。五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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