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9月24日深夜，珠江口外海，公安侦察人员乘坐舰艇追上一艘驶往澳门的商船。船上有一名男子，已经换过衣服，也调换了船票。他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搜查，却没有想到，岸上布置的眼线早已盯住了他的异常举动。
这个人叫赵一帆，是国民党保密系统派出的特务。几个月前，他受命刺杀叶剑英。为了抓住他，公安部门一路追查，最后甚至在公海上冒险拦截商船。人抓到了，麻烦却接踵而至。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南仍是反特斗争的重要区域。广州濒临港澳，人员往来复杂，国民党方面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企图进行爆炸、暗杀和情报活动。叶剑英当时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同时还负责军队工作，自然成为对方的重点目标。
1950年，广州曾出现针对叶剑英的连续袭击。特务摸清他乘船去西郊、黄埔检查工作的规律，盘算过用汽艇尾随、投掷炸弹等办法；他在酒家设宴，也被列入对方的袭击计划。后来，广州接连发生爆炸，叶剑英乘车途中还遭到枪击，所幸没有受伤。
案件侦破后，公安机关发现，敌特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试图从交通、宴请和日常活动中寻找漏洞。一次行动失败，他们便更换方式，继续潜伏。这样的对手，最难对付的地方不在于人数，而在于隐藏得深、出手突然。
1952年6月，北京收到一份标有四个“A”的紧急电报，内容称国民党保密局已指示赵一帆实施刺杀。电报送到毛泽东处时，叶剑英正在华南主持工作，安全问题不能有半点疏忽。毛泽东随即批示，要求迅速侦破相关组织，同时加强叶剑英的警卫，减少不必要的公开活动。
公安部副部长陈龙接到任务后，因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亲自南下，便派政保部门干部李广祥赶赴广州。临行前，他交代得很直接：“案子要尽快破，必要时，可以调动一切力量。”
广州方面很快查明，赵一帆并没有真正进入珠江三角洲。他此前向上级谎称已经潜入大陆，实际上一直躲在香港，以此骗取经费，也避开各方追查。更棘手的是，他已经掌握了叶剑英的住址、汽车号码和日常行程。
八一建军节前后，广州原定举行公开集会。有人担心特务趁机下手，建议调整安排，叶剑英却认为不能因为敌人的威胁就轻易改变正常工作。公安人员于是加强外围警戒，侦察员分散在会场附近，指挥人员则设点观察全局。那次集会平安结束，但赵一帆仍未落网。
陈龙判断，继续在广州盲目搜寻不会有结果，必须把重点转到港澳方向。这个判断很关键。特务故意制造“已经入境”的假象，正是想把侦查力量引向错误方向。公安部门调整部署后，终于得到消息：赵一帆将于9月24日晚乘坐“德兴号”商船前往澳门。
当天，侦察人员迅速联系海军，组织舰艇赶往珠江口外海。航程紧迫，人员一路颠簸，有人吐得几乎站不起来，但没有人敢耽搁。等他们赶到指定海域时，“德兴号”已经进入视线。
快艇发出停船检查信号，商船却没有减速。此处接近公海，贸然开炮可能引起外交纠纷；若放船离开，赵一帆也可能再次消失。指挥人员权衡片刻，下令向船尾射击警告。炮火没有直接攻击船体，但足以迫使商船停下接受检查。
侦察人员登船后，赵一帆已经换了衣服，还与邻舱旅客调换了船票和座位。他装作若无其事，坐在后排观察动静。监视人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告，赵一帆见身份暴露，只得束手就擒。
船刚被控制不久，附近便出现英国军舰和飞机。消息传到香港后，引发了舆论反应，英国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抓捕行动成功，外交压力却摆在了面前。
罗瑞卿随后打电话给陈龙，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在公海拦船并强行登船，造成了不良影响，相关人员应当作出检讨。陈龙没有马上答应。他详细询问行动经过后认为，侦察人员面对的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抓捕机会，如果迟疑，赵一帆很可能逃脱，而叶剑英的安全也会继续受到威胁。
“该批评的，不能回避；但这次不能只看开炮这一件事。”陈龙说，“任务完成了，功大于过。”
这番话并不是为冒险行为开脱，而是担心处理过重，会让一线干部在紧急关头畏首畏尾。罗瑞卿仍建议陈龙写一份检讨，陈龙却表示，必要时愿意向中央说明全部情况。后来，中央了解具体经过，对行动中的问题予以重视，也对公安人员在特殊情势下完成任务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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