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缺席APEC，也不肯向中国认错？日媒曝出：高市尚未申报参会

深圳APEC眼看就要开幕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碰上了一道难题！

怎么回事？说白了，就是此前在台湾问题上说了强硬的话，引来中方严正交涉，如今中国要举办APEC峰会，日本又不想错过这个重要场合。

可问题是，话已经说出去了，立场又没有明显改变，这时候到底来不来中国？

10月14日，深圳已经召开APEC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开始部署最后阶段的工作，按照安排，11月18日至19日，各经济体领导人将在深圳参加APEC会议，中国这边准备得紧锣密鼓，高市早苗那边的最终行程却还没有正式明确。

更有意思的是，高市近期已经释放了期待出席深圳APEC的信号，可想来是一回事，来了之后能不能与中方高层会谈，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涉台问题上引发的争议，可不会因为一场国际会议就自动翻篇。

这下高市面对的局面就有些尴尬了：日本企业盼着稳定合作，中日关系又绕不开台湾问题，来，未必能取得想要的外交成果；不来，又可能错过一次重要的交流机会。

说到底，高市现在纠结的恐怕不只是一张APEC参会表，而是此前的强硬表态，究竟该如何与日本眼下的现实利益相协调。

先看中国这边，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已经把深圳APEC最后阶段的工作安排得十分具体，外宾接待、交通运输、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电力通信、志愿服务等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这场会议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举办地点选择深圳，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从新能源汽车到电子信息，从跨境贸易到国际物流，这座城市与亚太经济联系紧密。

今年APEC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重点围绕开放、创新、合作展开，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让亚太各经济体坐下来，讨论如何扩大合作、发展产业、应对经济挑战。

日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的平台，中国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电子、机械等产业，与中国市场保持着长期联系。

如果高市早苗来到深圳，不仅能够参加多边会议，也有机会与其他经济体领导人交流，但有一个问题，她无法绕过去。

参加APEC不等于一定能与中方举行单独会谈，更不意味着此前的政治争议就此翻篇，对高市来说，如果希望借这次会议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就必须面对过去一年留下的问题，而事情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25年11月。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问时，围绕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发表涉台言论，暗示在特定情况下，日本可能以此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为什么这件事影响这么大？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日关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

高市作为日本首相，在国会发表涉及台海军事介入的言论，自然不能被当成普通的个人观点，日本国内有自己的政治争论，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不可能只按照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来处理。

这也是高市如今面临的困难，在日本国内，强调强硬安全政策，可能获得部分保守派支持，但到了外交层面，她必须面对中方的实际反应。

如果继续坚持原有表态，中日关系中的障碍就难以消除；如果希望缓和关系，又需要考虑如何向国内解释政策调整。

这不是一句希望加强合作，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何况，中日之间还有大量现实经济利益。

日本企业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稳定的产业链。政治分歧如果持续存在，企业就不得不重新评估相关经营风险，而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让这种风险变得更加具体。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第1号公告，宣布加强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公告规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出口至日本军事用户、用于日本军事用途，以及其他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所谓两用物项，就是既可能用于民用，也可能用于军事领域的商品、技术及相关物项，例如，部分特殊材料和电子元器件，既可能用于工业设备，也可能涉及军事装备制造。

中国此次采取的措施，针对的是特定军事用户和用途，并非全面停止对日本的正常贸易，但对于涉及相关业务的日本企业来说，采购和经营安排必须符合新的出口管制要求。

现代工业生产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一家企业生产航空设备，可能需要从多个国家采购零部件，另一家企业制造精密仪器，也可能涉及不同国家提供的材料和技术。

如果其中某些物项受到出口限制，企业就需要重新审查采购渠道、最终用途和相关许可，寻找替代供应商也不是简单换一家企业那么容易。

产品质量能否满足要求，供货是否稳定，成本会不会增加，都需要考虑，对日本这样一个制造业发达、部分资源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1月份的措施公布后，中国又采取了进一步行动，2月24日，商务部发布两份公告，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

其中，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实体被列入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

前一类实体受到更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限制，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必须提出申请，后一类实体则因为相关最终用户、最终用途无法核实，在申请出口许可时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要求。

这两类措施并不相同，但都体现了中国依法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理的态度，商务部同时明确，相关措施针对少数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这意味着，中国并没有关闭正常经济合作的大门，但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遵守相应规定，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件事不能只从外交争论的角度来看。

因为真正需要适应政策变化的，还有那些每天面对订单、采购和生产计划的企业，而企业最关心的，往往是经营环境能否保持稳定。

日本经济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制造业基础雄厚，但不少原材料需要依靠进口，海外市场同样重要。

汽车、电子设备、精密机械等产业，既是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产业链的一环，中国与日本之间长期形成的产业合作，并不会因为一次外交争议就突然消失，但政治关系出现波折，企业确实需要考虑更多问题。

比如，一家企业准备投资新的生产线，除了计算设备成本和市场需求，还需要评估未来能否稳定采购关键材料。

如果涉及受管制的两用物项，还必须提前了解许可要求，避免影响正常生产安排，这些问题不一定会立即造成企业停产，却可能影响长期投资和供应链规划。

政治人物可以根据国内形势调整讲话方式，但企业投资往往需要考虑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营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不能只强调安全政策，却忽视经贸合作需要的稳定条件，尤其是在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本如果希望继续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就需要与周边主要经济体保持必要沟通。

深圳APEC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按照日程，11月17日至18日将举行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随后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企业界与政府层面的交流，将在同一时期陆续展开，对于日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也是了解区域经济合作方向的重要场合，不过，企业之间的合作意愿，并不能代替政府解决政治分歧。

高市早苗如果希望借助APEC改善对华关系，就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处理此前引发争议的涉台言论，否则，即使参加了会议，双方之间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现在距离11月18日越来越近，深圳已经进入会议筹备的最后阶段，高市早苗的最终参会安排则仍有待正式明确。

对她而言，出席有出席的考量，不出席也有不出席的代价，如果来到深圳，日本可以继续通过APEC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高市本人也有机会在多边场合与其他领导人交流。

但能否安排中日领导人单独会见，需要双方进一步协调，不能因为参加同一场会议就认为一定会谈。

如果最终缺席，日本仍然能够通过APEC其他机制参与合作，只是高市本人会失去一次直接参与领导人层面交流的机会。

真正让她难办的，是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日本需要稳定的经济合作环境，也需要处理与中国这个重要邻国的关系。

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十分明确，不会因为一场国际会议而改变，对高市来说，如果希望推动关系改善，就需要拿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动。

毕竟，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双方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分歧，但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同样客观存在。

如何在坚持各自政策的同时处理分歧，考验的是政府的外交能力，而不是谁在公开场合说话更强硬。

深圳APEC的举办，不会因为高市是否出席而改变，但日本能否利用这次机会推动沟通，确实值得关注。

高市早苗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11月会不会来到深圳，而是日本究竟准备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如果此前引发争议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处理，那么即使参加了国际会议，也很难指望中日关系立即出现明显改善。

会议提供的是机会，能否把机会变成成果，最终还要看日本政府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