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北京中南海，周恩来处理一封替吴石申诉的来信时，摆在案头的并不是普通的历史材料，而是一桩拖延多年的身份认定。吴石已经牺牲二十多年，功过却迟迟没有定论。对于一名曾任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来秘密为共产党工作的军人，如何评价，确实牵涉许多复杂问题。
吴石不是临时起意的“投诚者”。他早年接受的是旧式军事教育，曾就读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又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能文能武，熟悉军事理论，曾被誉为“吴状元”。抗战时期，他在国民党军参谋系统任职，参与对日作战研究，长期接触军政机密。
有意思的是，吴石最初并不反对国民党。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加学生军，认为投身国民党就是投身革命。可是，军政机关中的派系倾轧、贪腐现象，以及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日益暴露的问题，使他逐渐产生了怀疑。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给了吴石重新认识共产党的机会。他在武汉听过周恩来的演讲，也接触过叶剑英等人，还认真研究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接触没有立刻改变他的身份，却改变了他的判断标准。
1940年前后，吴石与旧友吴仲禧重逢。吴仲禧当时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已经秘密参加共产党工作。两人谈到时局时，吴石对国民党内部的失望逐渐表露出来。吴仲禧判断，这位老友虽然身处高位，却并非只看重个人前程，于是向组织报告了情况。
1947年春，何遂在上海设法安排吴石与中共方面人士见面，双方由此建立了联系。何遂本人是同盟会元老，他的儿子何康等人参加了共产党。此后，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成为吴石传递情报的重要联络地点。
1948年，吴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能够接触大量军事档案和前线材料。他不需要亲自进入战场，只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找出兵力调动、作战部署和防线变化，便可能为解放军提供极大帮助。
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奉命前往徐州视察。吴石写信请徐州方面予以协助，吴仲禧因此得以进入机要区域，了解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返回上海后，这些情况被迅速转交给中共方面。吴仲禧后来回忆，没有吴石的安排，任务很难如此顺利完成。
1949年3月，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又将长江防线的重要情报送到上海地下党联络点。材料中不仅有防守部队番号，还涉及集团军以上部队的部署。情报经上海地下党转递后，受到三野方面重视。它的价值，不在于一张地图，而在于让解放军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敌军防御重点。
吴石还曾参与争取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1948年冬，两人在上海商谈出路。吴石没有空泛劝说，而是摆出三种选择：
“投靠权势，是下策。”
林遵问：“中策呢？”
吴石答：“可以退避，不替错误继续卖命。上策，则是率部起义。”
林遵最终选择了上策。1949年4月23日，他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后来编入人民海军。
渡江战役和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后，吴石还设法转移了一批国民党国防部军事资料。部分资料后来由福州方面人员移交解放军，对了解国民党军的组织、装备和作战情况具有参考价值。
1949年夏，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并随国民党当局前往台湾。他明白，自己若留在大陆，可以公开起义；若进入台湾，则能继续取得情报。权衡之后，他选择了后者，并把妻子和年幼子女一同带去，以减少外界怀疑。
在台湾期间，吴石通过朱谌之等人传递军事情报。1950年1月，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吴石的身份随之暴露。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将其逮捕。狱中审讯持续百余日，吴石遭受严酷刑讯，身体严重受损，却始终没有供出更多情况。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在台北被处决。吴石牺牲时五十七岁。由于身份特殊，他牺牲后长期没有获得正式烈士认定。何遂生前多次反映此事，始终未能解决，直到去世。
1973年，何遂的子女再次致信周恩来，为吴石申诉。周恩来听取罗青长等人的意见，并与叶剑英研究此事，认为吴石在解放战争后期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减少战场损失、推动军事进程作出贡献。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
同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子女获得烈属待遇。迟到的认定，并没有改变牺牲发生的日期，却使这段被尘封多年的经历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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