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代初，浙江舟山一位工作人员翻阅资料时，偶然看到“金维映”三个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却已经从故乡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有人立刻意识到，这或许就是当年离开岱山、长期杳无音讯的那位女红军。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1904年出生在岱山岛一个普通家庭。她读书时成绩突出，曾担任学生会负责人。那时的海岛，盐民和渔民生活艰苦，妇女更少有机会走出家庭。金维映没有把读书只看成个人出路，而是很早便开始关注身边人的困境。
1926年，革命力量进入舟山地区开展工作，金维映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她又以国民党党务身份从事宣传工作，发动工人，组织群众。这样的身份变化，反映出当时革命斗争的复杂环境，也说明她善于利用公开条件开展工作。
回到岱山后，她把注意力放在盐民身上。盐并非普通货物，盐税关系地方财政，盐民却常常承受层层盘剥。面对迟疑的群众，她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从盐价、工钱和生计讲起，把大道理落到一粒盐、一家人的饭桌上。
有盐民问她：“我们说几句话，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金维映回答：“一个人的声音也许很小，可大家站在一起，就不能再任人摆布。”
她发动盐民成立组织，培养骨干，推动当地工人和盐民参与斗争。许多年轻人正是在这段经历中接受了革命教育，后来成为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舟山地区的革命活动遭到破坏，金维映被迫离开。她后来被捕入狱，遭到审讯和刑讯，却没有泄露组织秘密。狱中，她与女党员胡焦琴相遇。两人起初装作互不相识，等看守离开后才握住彼此的手。
“别怕，事情总会过去。”
“只要守住秘密，就没有白受这些苦。”
胡焦琴后来牺牲，金维映则在父母奔走下于1927年8月获释。出狱后，她没有留在家中避祸。她对父亲说，既然这条命已经捡回来，就不能只顾自己安稳。没过多久，她再次离开故乡，投入革命队伍。
苏区时期，金维映承担过地方妇女工作。她常到乡村和县城走访，劝妇女剪短长发，改变缠足和旧式婚姻观念，也鼓励她们参加生产。一次，她看到妇女们在河边洗衣，却没有肥皂，便让人把家中的肥皂取来切开分给大家。东西并不贵重，在物资紧张的年月却十分难得。
她并不是只讲口号。公债发行时，她带头节衣缩食购买，还动员妇女拿出首饰支持苏区建设。她明白，妇女工作并非附属事务，操持家务、参加生产、照料伤员、动员亲人参军，都是支撑红军的重要力量。正因如此，她任职期间，当地党政军民之间形成了较强的组织联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进入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和秘书。队伍中有年长干部、伤病员，也有邓颖超、蔡畅和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她既要处理事务，又要照顾体弱人员，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部队进入贵州后，贺子珍在行军和战斗中受伤，随后临盆。金维映与女战士们参与接生，孩子出生后，因为敌情紧迫、队伍无法携带婴儿，只得托付给当地群众抚养。这件事后来留下许多牵挂，却是当时极其残酷的现实选择。
一次敌机袭击中，贺子珍身负重伤。金维映冒着危险查看伤员，催促医务人员救治，并不断安慰她。她还把马匹让给病号，搀扶伤员翻越雪山。有人体力不支，她便牵住马缰，喊道：“抓紧马尾，千万别松手！”
长征路上，金维映承担的从来不只是个人行军。她要保证休养连不掉队，还要把粮食、伤病和安全情况及时传达下去。雪山、严寒、空袭和疾病轮番袭来，许多同伴永远倒在路上，她却始终没有离开队伍。
到达延安后，长期劳累和伤病使她的身体日渐衰弱。1938年，经组织安排，她赴苏联治病并学习。临行前，她留下的牵挂之一，是年幼的儿子李铁映。金维映与邓小平曾经共同生活，李铁映也是两人的孩子。此后，孩子由革命同志照料长大。
苏联时期，金维映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医院转移，她的行踪从此中断。党中央曾多方询问她的下落，故乡亲属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由于她曾使用过不同名字，加上战乱阻隔，这场寻找持续了数十年。
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金维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留在故乡的遗物极少，故居中保存的一只旧木箱，曾与儿子李铁映有关。箱子不大，年代久远，里面承载的却是一个母亲在离开孩子时无法言明的牵挂。2001年，金维映故居被列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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