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翁香光积怨深，向陆小曼嘶吼：你为何还抓着我父亲不放？

1952年，上海翁家，陈明榴去世后，五个子女守在灵前。翁瑞午匆匆赶回，面对亡妻，他没有表现出外人想象中的悲恸，只是沉默地站着。大女儿翁香光压了多年的火气，终于冲着父亲喊道：“你为什么不早些离婚？至少让母亲过几年自己的日子。”

这句话并非只针对一场丧事，而是针对一段拖了几十年的婚姻。陈明榴活着时，家务、子女和家中开销几乎都由她承担。丈夫名义上没有离开这个家，心却早已在另一个女人那里。对孩子而言，母亲不是突然失去了丈夫，而是早就被冷落了半生。

翁瑞午与陈明榴的婚姻，起点便带着旧式家庭的安排。两家长辈交情深厚，早年曾有指腹为婚的约定。1918年，两人正式结为夫妻。一个擅长书画，又懂医术；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礼。表面看门当户对，实际却缺少夫妻之间最要紧的感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能靠责任维持。但翁瑞午显然没有把责任放在第一位。他对陈明榴并非毫无敬意，只是这种客气和尊重，抵不过他后来对陆小曼的投入。相敬如宾听起来体面，落到日常，却常常意味着彼此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翁瑞午和陆小曼的相识，最初并不带有明显的情感意味。陆小曼患有哮喘、胃病，徐志摩请人介绍翁瑞午为她做中医推拿。翁瑞午曾跟随丁凤山学习相关技艺，确实缓解了陆小曼的病痛。一次次诊治，一次次交谈，关系也从医患之间，慢慢变成了生活中的陪伴。

有意思的是，徐志摩还曾对翁瑞午说：“劳烦你多来陪陪她。”当时的徐志摩或许只是希望妻子少些病痛和烦闷，却没有想到，频繁往来的男女，若又有共同的戏曲、书画兴趣，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越过边界。

他们曾共同参与《玉堂春》的演出。戏台上的角色关系，被旁观者延伸到现实生活，上海文化圈很快出现了各种议论。有人拿三人的关系开玩笑，徐志摩却公开表示，夫妻之间是爱，朋友之间是情，不应因为男女身份便限制妻子的交往。

这份信任有没有夹杂着无奈，已经难以判断。可以确定的是，翁瑞午与陆小曼的来往并未减少。陆小曼向他倾诉婚姻里的烦恼，翁瑞午则愿意长时间倾听。那时的他，似乎忘了家中还有一个同样需要被理解的妻子。

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陆小曼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靠。翁瑞午没有退开，反而承担起照料她的责任，并逐渐搬到陆小曼身边生活。此后，他对陆小曼的照顾，从情感上的陪伴扩展到经济上的供养。

代价由谁承担，答案很清楚。翁瑞午为陆小曼购置衣料、蜂蜜，还请人指导她画山水。自己的家境日渐拮据，他便变卖祖传古董、名家字画，甚至处理了陈明榴的陪嫁家具。一个丈夫拿妻子的嫁妆去支撑另一个女人的生活，这种伤害，不是几句“感情复杂”就能遮过去的。

陈明榴没有公开争吵，也没有选择离开。她没有独立收入，还要抚养五个孩子。物资紧张时，孩子们得到的食物被分出一部分送给陆小曼；学费和日常花销则一再压缩。她的沉默并不等于没有痛苦，只是旧式女性往往把家庭责任看得比个人处境更重。

更令人复杂的是，陈明榴并没有因此完全憎恨陆小曼。徐志摩去世后，她想到陆小曼没有子女、生活艰难，还把女儿送到对方身边陪伴。她甚至对孩子们说：“小曼没有孩子，怪可怜的。”这份善意，使这段关系更显沉重。

陆小曼也曾被朋友劝过。胡适表示，只要她与翁瑞午断绝来往，生活方面可以设法解决。赵家璧、赵清阁也劝她顾及外界议论。陆小曼却说：“志摩去世后，我就不能交朋友了吗？”她真正舍不得的，或许不仅是翁瑞午这个人，还有多年形成的生活依赖。

翁瑞午教她推拿之外的生活照料，也让她逐渐离不开这种陪伴。对陆小曼而言，翁瑞午是照料者、倾听者，也是生活秩序的支撑；对陈明榴而言，他却成了一个名义上属于家庭、实际上长期缺席的丈夫。

1961年，翁瑞午病重。他请赵清阁、赵家璧前来，托付的仍是陆小曼：“今后拜托两位多多关照小曼。”这句话说明，他到生命末期仍把陆小曼放在最放心不下的位置。至于陈明榴，她已经无法再等到丈夫回头。

陈明榴去世后，翁香光曾把积怨一并发泄到陆小曼身上。那句“你为什么抓住我父亲不放”，既有女儿对母亲的心疼，也有孩子对父亲长期缺席的愤怒。多年以后，翁香光对陆小曼的态度才出现变化，因为陆小曼曾给五个孩子各做一套新衣，也一直保持着来往。

这段关系无法用一个“好人”或“坏人”简单裁定。翁瑞午有责任，却把责任让给了情感；陆小曼有依赖，也清楚自己占据了别人的家庭资源；陈明榴最少争夺，却承担了最久的寂寞。三个人都在寻找依靠，真正被牺牲的，却是那个从未有机会重新选择生活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