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第二天前妻转头再婚，我揣着存折去旅游，前岳母哭着砸门喊救命，警察却亮出手铐站在我面前

离婚证揣在兜里还没捂热，唐若琳第二天就跟曾高格领了证。

我把二十万存折塞进贴身内袋，买好去昆明的火车票，打算离开这座城。

夜里十点，门被砸得山响。

前岳母徐喜珍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嗓子劈了，喊救命。

我拉开门，楼道里站着两个民警，手铐亮出来，金属反光刺得我眼疼。

说我涉嫌诈骗，唐若琳报的案。

存折从手里滑下去，被谁踩了一脚。

曾高格坐在派出所里，指认我是同伙。

我没辩，只从存折夹层抽出一张半年前的火车票，一张旧照片。

民警看了一眼，转身把审讯室的门关上了。

01

我修了二十年公交车，手上老茧比鞋底还厚。

唐若琳嫁给我那年二十六，商场卖化妆品，嘴巴甜，见人就笑。

我爹妈走得早，把她当唯一亲人疼。

她说什么我都听，要什么我都给。

日子紧巴巴的，也过了十二年。

变化是半年前开始的。

那天我下班早，路过她柜台，想接她一起回家。

远远看见她靠在一个男人肩膀上笑。

那男的穿灰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手腕上金表晃眼。

我没上前，在商场门口站了四十分钟，抽完三根烟，等到她一个人出来。

她说那是曾高格，商场新来的招商经理，手上有养老投资项目，稳赚不赔。

“你别瞎想，人家有资源。”她补口红，镜子都没照，随手一抹。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她洗澡，手机在床头柜上亮了。

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明天老地方见。”备注是“曾哥”。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柜子上，心口像被人拧了一把。

前岳母徐喜珍住城东老小区，隔三差五来电话。

每次都是身体不舒服，要做检查，要买保健品。

我前后给了八万。

唐若琳说我抠，说隔壁女婿一年给十万。

我没吭声，把修车加班费攒下来，一笔一笔打过去。

又过了两个月，唐若琳拿我身份证和手机，说给我办份商业保险。

她操作了十几分钟，还让我对着镜头点头。

我没多问。

那阵子她态度突然好了，给我买了两件新工装，做饭也勤快。

我以为是日子缓过来了。

直到我发现存折上少了三万。

我问她，她说借给娘家周转。

我问岳母，岳母骂我没良心，说女儿拿点钱还要汇报。

电话里吵了一架，唐若琳当晚搬去了次卧。

她在次卧门上挂了把锁。

我夜里翻身，听见她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低，笑得很轻。

那种笑我十二年没听过。

修车铺的郑勇递给我一根烟，说：“老宋，你媳妇最近穿得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以前穿工装，现在天天裙子高跟鞋，喷香水。”他顿了顿，“你留个心眼。”

我把烟点上，没说话。烟灰掉在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上，烫了个小洞。

那天我翻出旧存折，夹层里掉出一张火车票，半年前去邻市的。

票根背面我写了一行字：民政局门口，灰西装，红裙子。

还有一张手机拍的模糊照片，曾高格和一个女人并肩走进民政局。

那女人不是唐若琳。

我把票和照片重新夹好，存折塞回贴身口袋。

02

离婚是唐若琳提的。

那天晚上她没锁次卧的门，坐在客厅等我。

茶几上摆着两张纸，一份离婚协议，一份房产归属说明。

房子是婚后买的，首付我出了大半，贷款一直是我在还。

“性格不合，过不下去了。”她指甲敲着桌面，一下一下的。

“十二年了你跟我说性格不合？”

“你别问那么多。”她站起来，背对着我，“房子归我，存款对半分。你拿二十万，剩下的归我。签字吧。”

我没签。我说你再想想。她拎包回了娘家。

第二天岳母电话就来了，劈头盖脸骂我窝囊废，说人家曾总一年赚几百万，跟着我这种修车的有什么出息。

我问她，你知道曾高格什么人吗。

岳母说，比你强一百倍。

第三天，唐若琳回来了，带了份新协议。房子归她，存款二十万给我，但要求我三天内搬走。她把笔塞到我手里，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

“唐若琳，”我握着笔，“你跟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没回答，转头看窗外。窗外那棵老槐树掉了满地黄叶，被风卷着打旋。

我签了字。

办手续那天是周四，民政局人不多。

唐若琳穿一件红色大衣，妆化得比平时浓。

曾高格没来。

她全程没看我，填表、按手印、领证，动作利索得像在办业务。

出门时她手机响了，接起来笑了一声：“嗯，办完了。”

我站在台阶上，手里攥着离婚证，看着她钻进一辆黑色轿车。副驾驶上坐的是曾高格。他隔着车窗看了我一眼，嘴角往上一提，像笑又不像笑。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家收拾东西。

唐若琳不在。

我在衣柜最底层找到一条项链盒子，发票夹在夹层里，三万两千八。

购买日期是三个月前，付款人签名是唐若琳，但卡号尾数不是我的，也不是她的工资卡。

我把发票拍了照。

晚上郑勇请我喝酒。他给我倒满一杯，说：“老宋，曾高格这个人我打听过，之前在城南搞什么养老公寓，后来被人堵过门。”

“你听谁说的？”

“我表弟在城南派出所干辅警，说有人报过案，最后私了了。”郑勇压低声音，“他可能没金融资质，你前妻那个什么投资，怕是个套。”

我没说话，把杯中酒一口干了。喉咙里烧得厉害。

回家路上经过银行，我在ATM机上查了余额。

二十万整，一分没动。

我取了两千块现金，把存折重新塞回贴身口袋。

那张火车票和照片还在夹层里，硬邦邦地硌着胸口。

我想，去趟云南吧。

年轻时答应过自己，四十岁要去大理看看。

现在四十八了，该走了。

03

离婚证领了以后，我搬进了修理厂后面的宿舍。

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柜，墙角堆着轮胎和扳手。

郑勇帮我搬东西，说这地方能住人吗。

我说住着踏实。

白天修车，晚上听收音机。

收音机里放老歌，一首接一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唐若琳发来一条短信，说第二天去领结婚证。我没回。她又发一条，说房子下周过户，让我配合签字。我回了一个“好”。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旧存折掏出来看。

夹层里的火车票是半年前去临市的，那趟活是给一个客户送修好的变速箱。

办完事在路边吃面，看见民政局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曾高格和一个女人下车。

那女人挽着他胳膊，两人进去的时候还在说笑。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顺手把火车票也塞进存折里。

当时只是觉得蹊跷，没多想。

现在再看那张照片，那女人穿红裙子，个子不高，脸被手机像素糊得看不清。

但曾高格那件灰西装和油头，错不了。

我把照片和火车票摆在床上，看了很久。

郑勇推门进来，拎着一袋包子。“老宋，我跟你说个事。”

“嗯。”

“曾高格今天去商场了，跟你前妻一起，搬了好多东西。我听柜台的导购说，他让她们喊他曾总，说是做养老产业的。”

“还有呢？”

“他开的那辆车，车牌是租车公司的。”

我咬了一口包子，白菜猪肉馅的，没什么味道。

第二天我去银行打流水，柜员递出来一张单子。

我看到三笔转账记录，每笔四万，从我的账户转到一家叫“福康养老”的公司。

操作方式是手机银行。

我翻手机记录，转账时间都是深夜，我早睡了。

我拿着流水单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太阳晒得人发晕。

旁边有个卖煎饼的大姐，铁板上滋啦滋啦响。

我闻着油味，胃里一阵翻腾。

唐若琳办保险那天，拿我手机操作了十几分钟，还让我对着镜头点头。

我当时以为是人脸识别，现在想明白了，她在开手机银行权限。

我给她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那十二万是怎么回事？”

“什么十二万？”她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转给福康养老的，我的钱。”

“那是投资，会赚回来的。你别烦我。”她挂了。

我坐在台阶上，把流水单折成四折，和火车票、照片一起夹进存折。我想报警，又觉得没到那一步。也许真能赚回来呢。也许我想多了。

那天晚上曾高格给我发了条短信，就一行字：“别多事，对你没好处。”我把手机扔在床上，没回。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把存折、火车票、照片、流水单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用胶带封好，塞进铁皮柜最里面。

我对自己说，如果真出事，这就是证据。

04

离婚第二天，我去火车站买了张去昆明的票。

硬卧，下铺，三百八。

售票员问我要不要买返程，我说不用。

候车厅里人不多，我坐在角落，把存折掏出来又数了一遍。

二十万，整。

我把票夹进去，和那张旧火车票并排放着。

手机响了，是前岳母。

接起来就骂，骂我没良心，离婚第二天就跑了，也不说帮若琳搬搬家。

我没吭声。

她又说，曾总昨天提了辆新车，三十多万，那才叫男人。

“妈，”我打断她，“曾高格做什么的？”

“做投资啊，养老公寓，你懂什么。”

“你见过他公司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骂得更凶：“你管人家公司干什么！你一辈子修车的命，眼红别人！”

我挂了。

下午我去商场取落在柜台的一件外套。

经过唐若琳的柜台，她不在。

旁边的导购跟我熟，小声说：“宋哥，若琳姐请了半个月假，说跟曾总去海南看项目。”

“什么项目？”

“不知道，反正她说能赚大钱。”导购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宋哥，有件事。前阵子若琳姐让我帮她收快递，全是文件，寄件方是好几家不同的公司。有一封我不小心看到，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

我愣了一下。

“我的名字？”

“嗯，好像是工商登记之类的。”她赶紧摆手，“我也没细看，你别跟她说是我说的。”

我走出商场，太阳落了一半，天边烧得通红。

我站在路边给郑勇打电话，让他帮我查查有没有以我名字注册的公司。

郑勇说行，他有个战友在工商局。

晚上郑勇回话了，说查到一家“福康养老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宋建军，注册地址在城西一栋写字楼，成立日期是三个月前。

注册用的身份证号是我的，手机号也是我的。

“老宋，你什么时候开公司了？”

“我没开。”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那这事不对。你前妻拿你身份证了？”

我没回答。脑子里嗡嗡响，像车间里气泵打满气的动静。我翻出曾高格发的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别多事。我把手机攥在手里，指关节发白。

半夜我睡不着，坐在宿舍门口抽烟。

远处火车站的探照灯扫过来，在墙上划了一道白。

我想起十二年前娶唐若琳那天，她穿红棉袄，我骑自行车接她，路上车链子断了，我推着车跑了两里地。

她坐在后座上笑，说你这人真笨。

烟烧到手指，我一甩手，火星子溅了一地。

明天就走。票都买了。这些烂事，跟我没关系了。我对自己说。说完又补了一句：真的没关系了。

05

走之前那天晚上，我回老房子拿身份证。

户口本、身份证、几张旧照片，都在卧室抽屉里。

我用备用钥匙开了门，屋里变了样。

沙发换了新的，茶几上摆着曾高格的水杯，烟灰缸里有半截雪茄。

电视柜上放着一张大照片，唐若琳和曾高格穿礼服，在海边拍的。

我找到身份证，又翻了翻抽屉。

在夹层里摸到几张纸，抽出来一看，是三份借款合同，借款人是宋建军，出借方是不同的小贷公司，总金额四十万。

签名处是打印体，但旁边按了红手印。

手印不是我的。

我把合同折好，放进兜里。

这时候门被砸响了。不是敲，是砸，整扇门都在晃。

“建军！建军你在不在！”是徐喜珍的声音，嗓子哑得不像人，“救命啊建军！”

我拉开门。徐喜珍瘫在门口，头发散着，拖鞋掉了一只。她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其中一个年轻些，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是宋建军？”年轻民警问。

“是。”

他掏出手铐，金属碰在一起，咔嗒一声。

“唐若琳报案，说你涉嫌诈骗和盗刷银行卡。请你配合调查。”

我站在原地没动。

徐喜珍抱住我的腿，哭得喘不上气：“建军你救救若琳，曾高格跑了，他把房本和我的养老金都拿走了，还有人来家里要债，说若琳欠他们钱……”

“徐喜珍同志，你先起来。”民警把她扶开。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存折，它从指缝里滑下去，啪嗒掉在地上。徐喜珍的脚踩在上面，留下一个灰印。

“走吧。”民警说。

我弯腰捡起存折，拍了拍灰，揣进贴身口袋。

楼下停着警车，红蓝灯在楼道里转。

邻居们扒着门缝看，有人拿手机拍。

我上了车，坐在后排，看着老房子的窗户越来越远。

徐喜珍追出来，在楼下喊我的名字，声音被警笛盖住了。

派出所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头顶一盏白炽灯。赵承允坐在对面，翻开一个文件夹。

“唐若琳说你盗刷她银行卡，还以她的名义诈骗，金额涉及四十多万。你怎么解释？”

我没说话，把存折从口袋里掏出来，抽出那张旧火车票和照片，又掏出借款合同和银行流水单，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半年前我去临市修车，在民政局门口拍的。照片上那个女的不认识，但曾高格我认识。”我推过去，“这三份借款合同，手印不是我的。流水单上转走的十二万，是我前妻用我手机操作的。还有这个。”

我把身份证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福康养老咨询有限公司法人”。那是我刚在抽屉里找到的。

赵承允拿起照片看了很久，又翻了翻借款合同。他抬头看我，眼神变了。

“这些材料，你什么时候收集的？”

“没收集。碰上了就留着。”我说，“我不是来告状的。你们要查，就查清楚。”

赵承允站起来，跟旁边的民警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民警出去了。

审讯室的门开着一条缝，走廊那头传来唐若琳的声音，尖着嗓子喊：“我也是受害者！他跟我前夫是一伙的！”

赵承允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看看我。他把桌上的材料拢到一起，站起身。

“你先坐着。我去核实。”

他走出去，把门关上了。我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

06

赵承允走了大概四十分钟。

审讯室的白炽灯烤得人发困，我靠在椅子上，盯着桌上的木纹出神。

那纹路像水波，一圈套一圈。

我想起徐喜珍踩存折那一脚，灰印还在封皮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门开了，赵承允回来，后面跟着一个年纪大些的民警。他把材料摊在桌上，语气比之前缓了些。

“宋建军，我们查了你的银行流水。那十二万转到福康养老后，分三笔又转到了曾高格的个人账户。福康养老的工商登记，法人是你，但实际控制人写的是曾高格。”

“我不知情。”

“我们知道。你的手机银行开通时间是三个月前，操作IP来自商场WiFi，那个时间段你在公交公司上班，有考勤记录。”他顿了顿，“唐若琳说她不知情，但转账时用的手机号是她的。她说是你逼她操作的。”

“我没逼过她。”

“你手机上有她发来的短信，我们恢复了数据。”赵承允翻了一页，“她说‘你不签我就告你家暴’。你回的是‘你别乱来’。”

我想起来了。那条短信是三个月前发的，当时唐若琳要我签一份文件，我不同意。后来她拿走了我的身份证和手机。

“那份文件是什么？”

“一份授权书。授权曾高格使用你的身份注册公司和开立银行账户。”赵承允看着我，“你签了没有？”

“没有。我拒绝了。”

“但注册材料上有你的签名。”

“我没签过。”

赵承允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打印的签名。

他指着那个签名说：“这是扫描件。原件唐若琳说丢了。我们比对过你以前的签名，笔迹不一致。”

隔壁传来唐若琳的声音，断断续续。

她在哭，说曾高格骗了她，说她是被逼的。

我听着那声音，心里没什么波动。

十二年，我听过她各种哭法，撒娇的、委屈的、发脾气的。

今天这种，像是演戏。

“曾高格人在哪里？”我问。

“跑了。我们查到他用你名字在四家网贷平台借了钱，总额四十万，加上福康养老的账户流水，涉案金额超过八十万。他名下的车是租的，住址是假的，手机号昨天注销了。”

赵承允合上文件夹，看着我。

“还有一件事。半年前你拍的那张照片，我们比对了民政局记录。曾高格和照片上那个女人在邻市登记结婚，日期比你和唐若琳离婚早两个月。”

“也就是说，他和唐若琳结婚的时候，还没跟那个女人离婚。”

“对。重婚。”赵承允说，“而且那个女人也在找他。她昨天到派出所报的案。”

审讯室外面走廊上有人跑过去，脚步声急促。赵承允站起来，拉开门看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你先坐着，别出去。”

他关上门走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白炽灯在墙上投下的影子，晃晃悠悠的。我想抽烟，摸了摸口袋，空的。

过了十几分钟，门又开了。赵承允进来，脸上带着点说不清的表情。

“曾高格抓到了。在火车站，准备买票去广州。他手机里有聊天记录，唐若琳跟他说‘把那个修车的搞定，钱到手就撤’。”

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胸腔里像堵了团棉花，闷得难受。

“她报警说我诈骗，是曾高格让她报的？”

“是。他们商量好了，把罪名推到你身上，等风头过了再分钱。”赵承允停了一下，“但她没想到曾高格自己会跑。”

我睁开眼，看着桌上那本存折。

封皮上灰印还在，里面的数字却已经不对了。

十二万没了，四十万网贷挂在我名下。

二十万变成八万，还欠着一屁股债。

“我能走了吗？”

“签个字，留个联系方式。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

我签了字，把存折、火车票、照片收回口袋。

赵承允送我到派出所门口，天已经蒙蒙亮了。

早班公交车从门前驶过，车灯扫过我的脸。

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一口带着汽油味的空气。

手机响了，是徐喜珍。我按了拒接。她又打，我又按。第三次响的时候，我关了机。

07

曾高格被抓的消息是第二天传开的。

郑勇给我打电话，说商场里都在传，唐若琳被警察带走了，柜台也被封了。

我说知道了，然后继续拧手里的螺丝。

修理厂老板让我歇两天，说你这事闹得大，先避避风头。

我没歇，照常上班。

活多，排气管要换，变速箱要拆，手上忙着，脑子里就不乱。

中午赵承允来了一趟修理厂，带了份材料让我签字。

他说曾高格已经交代了，用同样手法骗过三个女人。

唐若琳是第三个，也是唯一一个领了证的。

前面两个只被骗了钱，没领证。

“唐若琳交代，她跟曾高格是半年前认识的，当时他说能带她投资养老项目，回报率百分之三十。她先投了三万，曾高格返了她三千，她就信了。”

“后来呢？”

“后来曾高格让她拉人，说拉一个人返五千。她拉了她妈。”赵承允顿了一下，“徐喜珍的养老金十五万，全投进去了。”

我想起前岳母那些电话，要钱看病，买保健品。她不是看病，是把钱给了唐若琳，唐若琳又给了曾高格。

“房本呢？”

“唐若琳把老房子抵押了，贷了三十万，也转给了曾高格。现在银行催贷，徐喜珍才知道。”

赵承允合上文件夹，看着我。“你前妻说，她做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家，说你没本事，她想赚笔大的让你看看。”

我放下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

“她赚到了吗？”

赵承允没接话，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工作台上。“法院那边可能需要你出庭作证。你到时候联系这个律师。”

他走后，我坐在轮胎上抽了根烟。

修理厂门口有棵梧桐树，叶子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风里晃。

我想起唐若琳刚嫁过来那年，也是秋天，她蹲在院子里扫落叶，扫着扫着就撒起欢来，把叶子往我身上扬。

那时候她笑得真好看。

烟抽完了，我把烟蒂踩灭，回去继续修车。

下午徐喜珍来了修理厂。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片，眼睛肿得剩一条缝。她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搓着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开口。

“建军，我知道错了。”

我没抬头，手里拧着一颗螺栓。

“若琳被抓了，房子要被银行收走，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她哭起来，声音跟那天砸门时一样哑，“你能不能，能不能看在十二年的份上……”

“不能。”我把螺栓拧紧，扳手一放，站起来。

“建军……”

“妈，”我看着她，“那十五万是你自己给她的。我劝过你，你说我眼红。现在钱没了，你来找我。我拿什么帮你？我存折上就剩八万，还背着四十万的债。”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眼泪顺着法令纹淌下来，滴在衣领上。她站了一会儿，转身慢慢走了。走到门口，扶着门框停了一下，终究没回头。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胸口堵得慌，但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晚上郑勇拎了两瓶啤酒来宿舍。他给我倒上，说：“你前岳母来过了？”

“你心软了？”

“没有。”我喝了一口酒，“但我给她留了五千。放在门卫那了，让她自己来拿。”

郑勇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跟我碰了碰瓶子。

08

从派出所出来第三天，我去银行取钱。柜员刷了存折，抬头看我一眼，说账户被冻结了。我愣了一下，问为什么。她说法院冻结令，涉及经济纠纷。

“里面还有八万。”

“冻的是全部。”

我站在柜台前，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往前挤。

我把存折收好，走出银行大门。

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台阶发白。

我坐在台阶上，掏出手机给赵承允打电话。

他说可能是网贷公司起诉了，申请了诉前保全，让我找律师。

律师是郑勇帮我找的，姓吴，四十来岁，说话慢条斯理。

他看了材料，说网贷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手印也不是我的，可以申请笔迹鉴定。

但走程序要时间，至少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一分钱取不出来？”

“可以申请解冻部分生活费，但手续麻烦。”吴律师推了推眼镜，“宋师傅，你这个案子其实不复杂，就是耗时间。曾高格那边刑事案子判下来，你这些债务就能撇清。”

我点了点头。

从律所出来，我给郑勇打电话，问他借五千。他二话没说，微信转了六千过来，说多一千算路费。我说回头还你。他说不急。

我回到宿舍，把东西收拾了一遍。

存折、火车票、照片、借款合同、流水单，全部装进牛皮纸信封。

我又去火车站买了张去昆明的票，还是硬卧下铺。

售票员换了个人，问我买不买返程，我还是说不用。

临走前我去了一趟老房子。

门锁换了，我进不去。

从楼道窗户往里看，家具都贴了封条。

楼下邻居说，银行的人来过两趟，徐喜珍搬去她妹妹家住了。

我站在楼下抽了根烟。

烟灰掉在地上，被风吹散。

我想起签离婚协议那天，唐若琳说，以后各不相干。

她说得对，确实不相干了。

当天晚上我上了火车。车厢里人不多，对面铺位是个带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哭个不停。我戴上耳机，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听着听着睡着了。

醒来是半夜。

火车停在一个小站，站台灯昏黄，照进来一片。

我摸出存折，翻开看了一眼。

封皮上徐喜珍的脚印还在。

我用袖子擦了擦，没擦掉，就算了。

我把存折合上，塞回口袋。

火车重新启动，哐当哐当的声响里，我想起很多年前唐若琳问我的一句话。

她问，你以后会不会不要我。

我说不会。

她说，你要是不要我了，我就去你单位门口哭。

我说行。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租的房子没有暖气，冬天两个人挤一床被子。

她脚凉，往我腿上蹭。

我给她捂了一夜。

火车钻进隧道，窗玻璃上只剩我的脸。老了，眼袋耷拉着，鬓角白了一片。我闭上眼，隧道里风灌进来，呜呜地响。

09

火车第二天下午到的昆明。

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六十，房间里一股潮味。

放下行李，我去街上吃了碗米线。

汤很烫，辣子放多了，吃得满头汗。

晚上赵承允给我打电话，说唐若琳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她交代了全部经过，包括跟曾高格怎么认识的，怎么一步步把家里的钱转出去的。

“她说曾高格告诉她，你名下有公司，只要拿到你的身份证和签名，就能用公司名义贷款，贷出来的钱算投资，赚了分她一半。”

“她信了？”

“信了。她还说曾高格给她看过一张银行卡余额截图，上面有两百多万。”

我没说话。米线的汤还烫着喉咙，我倒了杯凉水喝。

“还有，”赵承允停了一下，“唐若琳说，她报警是你逼的。她说你发现了她转钱的事，威胁她要报警，她只好先下手。”

“我没威胁过她。”

“我们知道。她手机里没有你威胁她的记录，倒是有曾高格教她怎么说的聊天记录。”赵承允说，“检察院那边已经认定了，她是从犯，但知情参与，跑不掉。”

“判多久？”

“不好说。她涉案金额八十多万，退赔不了的话，三到五年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旅馆床上，窗外是条小巷，有人在楼下炒菜，油烟味飘上来。

我想起唐若琳以前也爱做饭，最拿手的是红烧排骨。

她做排骨的时候哼歌，哼的是《甜蜜蜜》，跑调跑得厉害。

第二天我去找了份工作。

城北有家汽修厂招人，老板姓马，五十来岁，人挺爽快。

他试了试我的手艺，说行，明天来上班。

管住，一个月四千五，修一辆车提成五十。

我搬进了汽修厂的宿舍，比昆明的旅馆干净些，有扇朝南的窗户。

我把牛皮纸信封放进铁皮柜，锁好。

存折上的八万还是取不出来，但马老板说可以先预支一千给我吃饭。

上班第三天，我在修一辆面包车的时候，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徐喜珍。她的声音小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扯着嗓子喊。

“建军，若琳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她说，对不起。”

我握着手机没吭声。手里的扳手搁在发动机上，机油滴下来，落在水泥地上。

“她还说，让你把那个存折收好，别丢了。”徐喜珍声音发颤，“她说那是你应得的。”

“就这些？”

“就这些。”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拧螺丝。

面包车的发动机有点老，缸盖垫子漏了，得换。

我拆到一半，手停了一下。

那句“对不起”在耳朵里转了一圈，然后就散了。

傍晚收工，我蹲在厂门口抽烟。

马路对面有家小卖部，老板娘在收摊，她男人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接过她手里的箱子。

两人说了句什么，都笑了。

我把烟抽完，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回宿舍。

铁皮柜里的信封还在，硬邦邦的。

我摸了摸，没打开。

10

在云南住了半个月，日子慢慢有了规律。

早上七点上班，中午吃食堂，晚上加班修车到八九点。

马老板人不错，看我干活踏实，提前给我转了正。

工资从四千五涨到五千二。

法院的传票是月底寄到的，转到汽修厂。

吴律师打电话说，网贷公司起诉的案子已经立案了，他帮我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

曾高格的刑事案子下个月开庭，唐若琳的案子排在后面。

他说我不用回去，全权委托他就行。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传票收进铁皮柜。信封里又多了一张纸，厚了些。

徐喜珍又打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问我要不要回去出庭，我说不回去。

第二次是告诉我唐若琳的案子下个月开庭，她可能会被判四年。

她说她妹妹收留了她，日子还能过。

“建军，”她最后说，“你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在手机通讯录里把她的名字从“岳母”改成了“徐喜珍”。

日子一天天过。

修车、吃饭、睡觉。

周末不忙的时候，我骑厂里的旧自行车去滇池边上转。

水很蓝，天很高，风里带着腥味。

我坐在堤坝上，看那些拍婚纱照的新人，新娘穿白裙子，新郎搂着她的腰。

看一会儿就起身回去。

有天傍晚，我在厂门口修一辆旧自行车。链条断了，得换。我蹲在地上，把新链条一节一节扣上。夕阳照在车架上，油漆都掉了，露出铁锈。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地的。我没接。它响完，又响了一次。我还是没接。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按了静音，继续拧螺丝。

修完自行车，天已经黑了。

我站起来伸了个腰，骨节咔咔响。

小卖部的老板娘在收摊，看见我，喊了一声：“宋师傅，还没吃呢？给你留了碗米线。”

“来了。”我应了一声，把扳手收进工具箱。

米线还是烫的，辣子放得不多不少。

我坐在小卖部门口的矮凳上吃，老板娘在旁边收啤酒瓶，叮叮当当响。

电视开着，放本地新闻，说警方破获了一起养老诈骗案，涉案金额三百多万。

我低头吃米线，没看电视。

吃完米线，我把碗送回去，走回宿舍。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路过一个垃圾桶，里面扔着个旧存折，封皮烂了一半。我多看了一眼，没捡。

回到宿舍，我打开铁皮柜，把牛皮纸信封拿出来。

里面的东西全在：存折、火车票、照片、借款合同、流水单、传票。

我把它们倒在床上，一样一样看。

那张照片上，曾高格和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站在民政局门口。

像素模糊，但曾高格的灰西装和油头清清楚楚。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半年前我写的：临市，民政局，灰西装，红裙子。

我看着那行字，想起那天修完变速箱，在路边吃面。

面馆老板问我要不要加辣，我说加。

面很烫，我吃了一半，抬头就看见那两个人。

当时只是觉得蹊跷，顺手拍了一张。

命运有时候就这么巧。

一张随手拍的照片，最后成了扳倒一个骗子的证据。

我把照片放回去，把存折放最上面。八万还在里面，取不出来，但也不急。吴律师说刑事案子判了就能解冻，最多再等三个月。

我关上柜子，躺到床上。

窗外有蛐蛐叫，一声接一声。

我想起很多年前，和唐若琳住在出租屋里，夏天热得睡不着，她拿蒲扇给我扇风。

扇着扇着自己先睡着了，扇子掉在我脸上。

我醒过来，看着她睡熟的侧脸，觉得日子虽然苦，但有个盼头。

现在盼头没了，日子还在过。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郑勇发来的微信，问我在这边怎么样。我回了两个字：还行。他又发来一条：存折里的钱别乱花，留着养老。我回了个笑脸。

放下手机，我翻了个身。床板硬，但睡得踏实。明天还有三辆车等着修，一辆帕萨特，两辆面包车。活儿干完了，日子就过去了。

天亮了，我爬起来洗了把脸，骑上那辆修好的旧自行车去上班。

路过滇池，太阳刚从东边升起来，水面上一片金光。

我蹬着车，链条发出规律的声响。

风从耳边过去，带着点水汽。

厂门口的马老板正蹲在地上抽烟，看见我来了，招招手：“老宋，今天有个大活，一辆宝马发动机大修，你主刀。”

“行。”我把自行车靠墙放好，走进车间。扳手拿在手里，冰凉的。我拧了拧，紧了。该修的车一辆接一辆，日子一天接一天。就这样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