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破了，也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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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香港《am730》的专栏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很吓人：《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

作者是施永青，中原集团创办人，香港地产界响当当的人物，也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

他的结论很直接：生育率低，不是因为人减少了性行为，而是因为避孕太方便、太便宜了——花一杯咖啡的钱，就能"只做爱不留种"。

他给的解决办法更直接：政府出面，规定避孕套公司推向市场的产品里，必须有一定比例是不合规格的次货，好让一部分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就怀上。

也就是说，有一定比例的避孕套，是会漏的。

只要会漏，女性就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怀上，而漏多少还能调——想让人多生，就把次品比例往上提一提，不想让人多生，就降下来。

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香港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全港出生2.97万人，第一次跌穿3万大关，是1960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最低。

而施永青自己也知道，这话说出来，"必然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与批评"。

他知道会被骂，但他还是把心里话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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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他的道理。

他说，做爱之所以有快感，是祖先在设计人类DNA密码的时候，为了让人愿意生孩子，特意给出的一份"奖赏"。

现代人拿了这份奖赏，却用避孕套逃掉了责任，没有完成生育的最终目的，这"完全有违天道"。

他还说，人越穷的地方生得越多——没有避孕套挡着，再重的经济代价也拦不住一时的情欲冲动，所以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生育率，本来不会有太大差别。

翻译一下：做那件事的时候，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本来也该控制不住。

可现在的人控制住了，他觉得这不对。

这不是他头一回这么说——2021年5月，他就写过一篇，建议一个人"生育两个孩子之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当时同样引来一片骂声。

看来也是一位耿直的老北鼻了。

但有个前提，他没核实——香港人到底还做不做love。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每五年做一次调查，问已婚和同居的夫妇：平均每月有几次性生活。

2012年，是4.3次。

2017年，是3.7次。

2022年，只剩3.1次。

十年下来少了将近三成，而这十年，恰好也是香港生育率一路往下走的十年。

如果生育率低真是因为避孕太方便，那就肯定绕不开一个前提：人的性行为没有减少。

可香港人的性行为，是真的少了。

他那个"只要没有避孕套，人就会一直生"的假设，首先就站不住。

香港网民的反应更有意思，有人直接把矛头指了回去：教年轻人节育的从来不是避孕套，是地产中介橱窗上那张呎价单。

一句话——高楼价，才是最强的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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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禁止避孕的办法，外国人早就搞过类似的实验。

1966年10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签了第770号法令：禁止避孕，禁止堕胎。

配套的还有一串：禁止离婚，每对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生不出的，交"独身税"；堕胎的，判刑；妇女的月经期，还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和盘问。

法令实行后，第二年，罗马尼亚的出生率，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但这条法令真正的代价，同样大——据不完全估计，之后23年间，有上万名罗马尼亚女性死于非法堕胎的并发症，孕产妇死亡率升到全欧洲最高，超过10万名孩子被送进了国家孤儿院。

出生率是涨上去了，但孕产妇死亡率也涨了。

罗马尼亚用一纸法令，把所有女人变成一台台产床，结果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反而更不人道。

那香港为什么生得少？

有份调查说的很清楚：98.7%的人说养不起，92.7%的人说住不下，80.6%的人说没时间。

香港的房价收入比是14.1倍，连续16年全球负担最重——一个家庭不吃不喝，要14年才买得起一套房。

在今天的香港，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8岁，要花掉超过600万港元，而这笔钱本身，就已经够买下一套房了。

所以这笔账，施永青不是不会算——他自己在文章里也承认，现代人生孩子的成本非常高，女人生育可能影响职业，家庭要扛住房、教育、照顾孩子一长串的支出，靠政府发一点补贴，很难把这些补平。

可话锋一转，他又说，生育这件事，不能完全交给个人去选择。

既然降低生育成本太贵，靠补贴也未必管用，那就绕过选择，在避孕套上动手——这确实省事。

明明知道原因是什么，却不去说，单挑最懒的办法来做取舍。

不生孩子，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要强制呢？也好理解。人家是搞地产的嘛，你们都不生，谁给他的房子接盘？

但再往深一层想，这事不在于什么行业，本质是：长期把持资源的人，最怕的从来不是经济下行，不是技术落后，而是——没人了。

说白了，富人最大的资源，从来不是钱，而是穷人。

避孕套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把生育从一个生理偶然事件，变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人生决定。这个选择权，是人类用了几个世纪争取来的。

现在有人想在避孕套上扎个洞，强迫个体来生育。

这种逻辑，还不如直接卖皮筋说是超薄款，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