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教仁与陈炯明所主张的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

今天要说两个人物，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陈炯明。这两个人在历史中好像都被一带而过，不光是我，很多网友都有这种感觉。宋教仁，是那个想让中国通过选举和议会来决定谁来执政的人；陈炯明，则是那个想让中国各省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再联合起来建国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参加过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该怎么办？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也曾为此做出过努力。先说宋教仁。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清帝退位，但退位之后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宋教仁产生了一个想法：皇帝没了，那就搞选举，由大家选出国会议员，哪个党在国会里占优势，就由哪个党组织政府，而总统的权力要严格限制，受到议会和法律的约束。为此他到处奔走，发表演讲，组织国民党参加选举。

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虽然没能拿到过半的席位，但成绩依然十分亮眼。当时宋教仁感觉政治理想似乎马上就能变成现实，于是从上海坐火车前往北京，结果大家都知道，他遭人开枪刺杀，两天后去世，年仅30岁。他的死让中国更乱了，短短几个月后，二次革命爆发。他一直主张通过议会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就此泡汤，因为各方都诉诸武力，决定权又回到了战场之上。再说陈炯明，他曾经是中山先生的重要盟友，后来却成了他的敌人。两人闹翻的原因是北伐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四分五裂，必须把全国统一起来，将军阀打倒；而陈炯明则认为，国家已经乱成这样，大家互相攻讦，何时才是个头？他说不如先把广东建设好，让老百姓有书读，让地方有议会，让各省管理自己的事情，等各省都建设起来，再联合成一个国家，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联省自治。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彻底爆发，陈炯明的部下军队进攻广州总统府，向孙中山的住所开炮，孙中山被迫撤离。曾经并肩作战的两人就此彻底翻脸。其实两人的矛盾不仅仅是政治理想之争，还掺杂着军权、财政以及地方地盘上错综复杂的纠葛。所以这次事件之后，孙中山将陈炯明定性为叛徒。而陈炯明在广东执政期间，确实推动过地方自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他所提倡的联省自治，也绝非简单的军阀割据问题，因为他是有一套政治理想的，只是他本人又是掌握军队的地方实力派，所以人们才会把他和军阀混为一谈。

宋教仁还是死得太早了。陈炯明呢，也和中山先生决裂得太早。正因如此，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宋教仁之所以选择议会路线，是因为他擅长操盘议员选举那一套；陈炯明之所以主张邦联制度，则是因为他已在广东形成了割据之势。每个人都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却往往忽视了这条路是否真的能推行下去。当然了，换个角度讲，在无法分辨对错的情况下，每个人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也不能说不对。其实能不能搞得下去，如今回看，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宋教仁并不知道议会道路注定失败，他遇刺身亡也未必是必然发生的事。他所熟悉的正是这一套，又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他没有莫名其妙地放弃自己的全部修为。

不过，当时陈炯明主政广州的表现尚可，发展确实比其他省份要好一些。但这条路恐怕是走不通的。试想一下，发展好的省份，凭什么要与其他落后省份组建联合政府、瓜分利益？长江上游想修水坝，下游必定不会同意。陈炯明主张的这套邦联制，现在来看还是有待商榷的。参考一下美国早期的邦联制度，美国是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得以解决的，而当时的中国，是腾不出精力来打一场南北战争的。

诚然，历史始终向前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必然趋势，至于通过何种形式、何时实现突破，则往往带有偶然性。中华民国看似国祚短暂，实际上其历史颇为复杂。1912年至1914年间，宋教仁改组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小党派，共同组建为国民党。它是典型的西方式议会政党，组织架构松散，既没有严密的入党宣誓，也缺乏铁一般的纪律，其主要目标便是赢取国会参众两院的席位。

后来的国民党，是在苏俄扶持下依照列宁式政党模式缔造的政党，以三民主义为唯一官方指导思想，否定西方式议会多党竞争，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现代历史上统治大陆后半期乃至后来撤退到台湾的那个国民党，本质上是1924年改组后的列宁主义框架政党；而1912年宋教仁时代那个以议会辩论、竞选发票为业的同盟会衍生党，除名称上有承续关系外，两者在组织基因上实为截然不同的产物。若将这一视野拉长至台湾戒严之后，则又形成了第三个国民党。

就政府形态而言，1912年至1928年属于北洋政府（或称北方政府）统治时期，政治形态为议会多党制；第二阶段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强调以党治国，宋教仁与陈炯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陈炯明奉行联省自治，对抗中山先生自苏联引入的以党治国路线。他在率闽粤军驻扎闽南期间，大力推行禁烟禁毒，修筑马路，提倡现代教育，发展市政工商业，甚至翻译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潮，被国内外舆论誉为“模范小中国”。他制定了广东省宪法草案，推行民选县长与议会制度，设立广州市政厅，并任命陈独秀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的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将其视为南方宪政与文明的希望。

到了1921年，广东全省已有15个县完成了县长民选，仅番禺、钦州、高要、雷州等县尚未完成选举。他为官清廉，不蓄私产，晚年流落香港，贫病交加而逝，去世时连棺木都须由友人资助置办。在清末民初的武装领袖中，无论私德还是行政素养，他都堪称一等一的人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模式，他认为孙中山虽身在广东，却只不过将广东视为革命的踏板，在广东课以重税，盘剥民众，目的在于筹集军费；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是在透支广东的民脂民膏，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冒险战争。因此，孙中山愤怒于陈炯明克扣军饷、消极抵制北伐调度。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1912年的第一届国会得以恢复。陈炯明认为，南方护法运动最初的口号就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如今北方既然已经恢复旧国会，护法的名义已然达成，南北应当同时废除非常政权，通过和平谈判商讨制宪与自治。而孙中山坚决不承认北方的和解姿态，认为吴佩孚是假共和、真军阀，自己这个非常大总统绝不辞职，必须彻底以武力捣毁北京军阀政权。陈炯明当时公开赞同北方各派的和平呼吁，被中山先生视为严重的政治背叛。

时间到了1922年4月，孙中山直接免去了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要职，只留任陆军总长的虚衔，陈炯明被迫隐退惠州。但粤军的中下层军官——这些陈炯明的旧部对此十分愤怒，积压了强烈的反弹情绪。1922年3月，孙中山的得力干将、担任北伐粤军参谋长的邓铿在广州遇刺身亡，这一事件摧毁了陈、孙之间的信任缓冲带。1922年6月，孙中山坚持在韶关实施北伐，因前线受挫折返广州，试图以非常大总统的权威强压陈炯明的粤军部队，令其提供军费并归顺调度。退居惠州的陈炯明并未直接下达武装进攻孙中山的命令，但其前线部队叶举等人已无法控制军中的怒火与恐慌，于6月16日凌晨包围并炮击广州观音山的总统府。孙中山事前得到密报，化妆避难，登上永丰舰，随后率舰炮轰广州城，双方彻底兵戎相见。事件之后，苏联便开始与孙中山洽谈，于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之后，陈炯明为其送上了一副挽联，联文写道：“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平心而论，陈炯明的那一套，倘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历经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君主立宪，内部民众素质高、经济基础好，又能免于外部威胁，或许并非行不通；无奈当时的内外环境根本不允许。一个国家想要发展，集权是必然的，这套模式在东亚也已经验证过了，分权只会拖累发展速度。陈炯明的想法终究不够成熟，国父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才具备可行性。

至于宋教仁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印度流行的精英治国，但事实证明这条路似乎也走不太通。再看陈炯明主张的联省自治：各省派系利益各异，更关键的是各省手中还握有独立武装，中央政府徒具其表，各方军事力量全凭协调维系，比美国还要夸张；倘若真的搞了这一套，中国如今早已四分五裂。顺便一提，这个致公党正是陈炯明一手创立的。其实，说天命也好，谈文化也罢，四分五裂终究是过不好日子的，注定只有大一统的国家，才能让百姓一同过上安稳的日子；一旦散了，那便是十室九空。所以说，陈炯明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当然，如果国民素质极高，倒也不妨一试。历史的存在与是非对错的评判自有其局限，后人所谓上帝视角，不外乎是看到其中的种种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那句话：以党治国，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才是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