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在四十年前，就活出了狂野人生？

刘索拉

如果说人生是旷野，那么刘索拉的人生，大概称得上“狂野”。

她从小接受正统音乐教育，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却很快转身离开。1985年，她凭借小说《你别无选择》一举成名，被誉为先锋文学的旗手。声名正盛时，她却再次出走，远赴英美，从零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音乐。此后，她一次次在西方乐坛闯出名堂，又一次次拒绝商业制作人的包装，最终带着乐队回国，重新出发……

她像一阵龙卷风，刚在一个领域掀起风暴，便又头也不回地呼啸着奔向下一片天地。在这个越来越强调“垂直深耕”、追求“大结果”的时代，这样的人生，狂野得近乎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几十年前就已走在潮头的前辈，和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时差”。

刘索拉坦言，自己并不想成名成家，反而“总是想逃”，只想顺着天性，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兜兜转转，天性又将她带回音乐的路上。无论出走还是回归，都是她追寻自我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似乎始终“别无选择”。

在不久前的一期《长谈》中，脱不花与刘索拉聊起了她的狂野人生，也聊起了这一路上的思考与困惑。那些看似随心所欲、潇洒决绝的转身，背后其实也藏着寻找方向时的痛苦与迷茫。

整理这场对话时，同样在人生旷野中摸索方向的编辑部，似乎也得到了一点意外的启发：

“一时半会找不着北，就先躺一下吧。”

01

“别无选择，是命中注定”

脱不花：此时此刻，我终于来到了我心目中像圣殿一样的地方。现在我坐在刘索拉老师的工作室里，感谢刘索拉老师给我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很多00后的年轻人，我就去问他们：看到这个书名《你别无选择》，你们有什么感觉？很多人会说，就是很无奈，没有选择。我见到索拉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索拉老师告诉你们：“你别无选择”，并不是说你没有选择。

刘索拉：有时候就是别无选择。我本来已经不想再搞音乐了，写完这本书，放下笔就想：哎，别无选择，我怎么又写了一本关于音乐的书？感觉我的命可能就得做音乐。

脱不花：是，所以我特别喜欢后面这句话：别无选择是一种命运，不是绝望，也不是绝处逢生，而是你太喜欢一种东西，就不会放弃。

刘索拉：对，命中注定。我老想逃，上学的时候也想逃，那时候就想退学，跟老师说我不干了。我说，我怎么有一种感觉，自称作曲家像在骗人似的。

1987年 录制中国第一部摇滚歌剧《蓝天绿海》

脱不花：其实我一直挺好奇一个问题：1985年《你别无选择》出版时，在全社会影响那么大。您如果不想搞音乐，也可以接着搞文学呀，大家都觉得您是现代派的旗手。

刘索拉：没有啊，我这是别无选择。因为我也不觉得我是搞文学的。我觉得文学对我来说就是有话可讲，我就讲，就写；没什么可写就不写。心态就是业余的。

脱不花：对，当时《你别无选择》出来之后，还是有些批判的声音，是吗？

刘索拉：批判的人说那是象牙塔里的一群人。还有人说不像中国人。

脱不花：当时您也很年轻，那些批评对您影响大吗？

刘索拉：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挺不高兴的，但也没辙，文学界就这样。所以我采取了一个业余者的态度：我不理你。你就算是文学界什么样的大佬，对我来说也不会有撼动，反正我就不是搞文学的。要不然好多酸葡萄，老在说我这个那个的。

脱不花：所以是不是也更坚定只能搞音乐了？

刘索拉：对，这不就是别无选择吗？只能搞音乐，躲在音乐里边。

02

“包装我？控制我？没门”

脱不花：您当时去了英国之后，算是很快就站稳脚跟了吗？

刘索拉：没有，很长时间都在挣扎。我不是试着玩摇滚乐吗？摇滚乐音乐家没钱，我就跟着他们一块挣扎。

还好我很幸运。我去英国的契机，是一个英国导演看上了我那部摇滚音乐剧，他想排。也正因为这个，我认识了很多人，还有我的经纪人，他们就会给我找活干。

刚开始的活都是小活，你不干，别人都想要这机会。你就得这么搭着一点点的机会，一点点往上挪。我就排了一个小音乐剧，大家开着车到各省去演出，还上电视被报道了。就这么一点点给自己搭成就。

脱不花：您在中国这边的成就，他们了解吗？

刘索拉：了解，人家不管。得看你到底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用。

1989年 在孟菲斯和蓝调音乐家一起录音

脱不花：那个时候的收入在生活上是什么状态？跟北京这边生活比起来呢？

刘索拉：那没法比，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每个月到处跑演出，还是有点小钱可以生活，就是很节约。

因为在英国有点小成就了，慢慢我就进入了比较重要的音乐节。一般的音乐节会有很多经纪人去挑人。我碰到了美国经纪人，他就表示想把我迁到美国去。我当然就动心了。

再加上我在英国跟制作人有一次口角，他说：你一辈子逃离不了我的控制。这就是商业制作人会有这种想法，等于包装一个明星的感觉。我就急了。你想包装我？你想控制我？我不干了。

脱不花：当时离开英国的时候您多大了？

刘索拉：快40了。

脱不花：对音乐人来说也不算是个小孩了。

刘索拉：你在外国就不觉得。这个年龄都可以重新来。后来我在纽约住了差不多10年，就决定离开了。因为我签了一个更好的，在德国做5年的国际顾问。

那是世界文化中心。他的国际顾问中，有像柏林电影音乐节主席这样的人。我的天地就更广了，去那儿接触了好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能拿到更有意思的项目。我们乐队也是那边出钱给我，帮我建立的。

脱不花：从被包装的小明星，离商业化的东西越来越远了。

刘索拉：越来越远，就开始走进了知识分子中。我就发现这也挺好的。因为国外有一批专门听这种比较知识分子化的音乐的听众。有固定的群体其实挺舒服，免得走到哪儿，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我只有5年的合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乐队应该回中国。因为国外的观众也喜欢，国外的音乐协会也把他们宠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没在中国见人露面。而且我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就想回来，在中国从头开始。

03

“搞音乐，要有一种魔怔的感觉”

脱不花：我1999年看您的爵士音乐节演出，对我来说冲击很大，因为以前没见过。那时乐队叫“刘索拉和朋友们”。当时还有黑人音乐家，后来就有了更多民乐。

刘索拉：在外国，如果我们老是带着黑人演出，人家会说你这是中国乐队还是混合乐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在国外就开始解决这件事。刚撤掉黑人的时候，中国乐队显得没劲，顶不上，老是松气。

1999 在北京爵士音乐节上演出

脱不花：您觉得这是能力问题还是经验问题？

刘索拉：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了文工团那种生活，咣啷咣啷打一阵，就歇了。按理说在国外，音乐家是不能松气的。哪怕你是静止，等着下次，中间也得紧着，永远不能松。光练这个，我们就练了好长时间。

脱不花：您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觉了。对比以前看过的演出，有的艺术家在台上，就是一把把你的魂收住，然后攥着，最后他说放才能放。

刘索拉：中国的都是随时放，自己歇了。这样的话，舞台就没有那种紧张感。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了好长时间：演出彻底结束前，不许这样那样；等演出全完了，我带你们出去玩。

脱不花：我刚意识到，其实您还是这个乐队的管理人。

刘索拉：对，其实就是一点点小事。我挺享受这个过程。我们凑在一块，大家都非常认同我的管理，因为他们认同自己的进步。

比如有个鼓手，在中国已经算是很好的。但他打着打着发疯的时候，发到一半就收了。他老是怕别人说他太出风头什么的。这是中国人的问题嘛，左顾右盼，你自己特别出风头，别人看着就不高兴。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越疯越好，别怕，我在这儿盯着呢。

脱不花：是，我看到您书里也写，说要搞音乐、搞乐队，要有一种魔怔的感觉，你要不魔怔，就干不了这个。刚才他这种状态，是您要求的那个魔怔吗？

刘索拉：对，彻底的忘我。

脱不花：这个状态，您觉得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是天生就有的，还是能调出来的？

刘索拉：能调出来。但他得是在精神上接受和认同。

脱不花：本来有个问题，我不好意思问您，后来我看您书里自己也调侃过，有的观众看完您的演出之后会说，怎么有点像跳大神似的。您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觉得会有那样一种感觉？

刘索拉：确实有那个感觉。有了感觉，你就放开了，进入这种魔怔。这样的话观众才有感受。跳大神其实也是一种用自己的磁场感染别人。如果你的磁场高，旁边的人不就觉得你有劲吗？

脱不花：对，所以我看后来乐队的演出，台上身体的律动越来越强了。我觉得那都不是感染，是笼罩。反正我看您的演出感觉被笼罩了，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刘索拉：这是能量嘛。所以很长时间我追求的，对别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声音的能量。

04

“我就是一个干活的”

脱不花：您很晚才学声乐。但后来我觉得，在乐队里面，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乐器。

刘索拉：因为我又不是搞声乐的，所以我又采取了像写小说那样的玩票态度。我听到的声乐作品都是声音，我不处理歌词，也不喜欢处理歌词，所以我喜欢的就是很抽象的声音。现在好像挺多小孩都做这个，那时候中国反正没有。在纽约他们也说，你这算前卫了。

脱不花：真是挺了不起的，因为您是正规的作曲系训练出来的，后来就一点点找到了一个属于您自己的风格。

刘索拉：反正是自我的一种追求。光是端着作曲家的身份，挺没劲的。天底下太多作曲家了，谁在乎一个什么作品？我觉得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

脱不花：作为音乐人，您最大的一个愿望，或者您最想干成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索拉：没有。我这一路走来，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什么不会我就学。我就是一个干活的。

脱不花：您说您这辈子就是一心一意往下出溜，您那个“下”，是要下到什么地方去？

刘索拉：你看，我现在只关心我们乐队，这就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就说：看看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入他们的行列呀？我当时就想，我不要在他们行列里，我活高兴了就行。

脱不花：所以您这辈子就是很主动地不愿意主流化。

刘索拉：也没有，就是觉得，要是这事儿根本不可能，干嘛非得做呀？而且我就喜欢顺其自然。你能做到哪就做到哪，你是个什么作曲家，就是个什么作曲家。我做音乐就是我在做音乐。如果有机会，我也不会放弃。

脱不花：您现在每天还玩音乐吗？

刘索拉：弄不了了。如果我的身体更好一些，对我来说应该还不是很难，只不过我现在因为这个病，耳朵被影响了。我不知道如果再开始做音乐的话，会不会有障碍。

脱不花：您最早发现自己耳朵被影响的时候，您会觉得生气吗？

刘索拉：我不生气。这有什么可怕的？它已经聋了，那怎么办？接受呗。

05

“保持躺平，也别放弃积累”

脱不花：我在看您这本书的时候，更感觉到了您文字的先锋性。这里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反复讨论的问题。您最希望什么人能够翻开这本书？您希望它能到什么人手里？

刘索拉：顺其自然的人。你刚才问我对音乐的追求，其实我这种劲像现在的小孩，只是因为我喜欢。我觉得全世界的音乐家都是这样，以自己的喜好来做，而不是追求成为世界级的伟人。

脱不花：你说这事其实挺好玩。因为您和现在的00后之间是没有时差的：这事跟别人没关系，我就要弄。但是中间其实隔了我们这代人，我们好像一直是本能地要“力争上游”，或者“跻身什么行列”。您看我们这种态度，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笑？

刘索拉：本身你就活得累。我觉得现在小孩的那种活法，就是顺其自然地活。只要你顺着自己天性舒服走就行了。

脱不花：但是您看，现在大家对于“想躺平就躺平”还是以批评态度为主。您觉得是可以躺平，是吗？

刘索拉：其实谁也真不会真正地躺。他躺了以后，肯定在找自己想干的事。我觉得人的天性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当时找不着北，先躺一下。

脱不花：像您这种别无选择、就得做音乐的人，您有找的过程吗？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会觉得非常痛苦，老也找不到方向。

刘索拉：这就是我的过程，挺痛苦的。我在80年代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就觉得找不着北。刚开始我也没想出国，但是后来我想，有个机会我就还是去吧，也许我能给自己的音乐找个新的出路。

脱不花：其实您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40岁了。就是说也不用着急。

刘索拉：不用着急，但是也别放弃积累。如果你不积累，机会给你也抓不住。

脱不花：很多年轻人都很羡慕您拥有很好的女性朋友，而且你们的友谊还很真挚。所以大家就特别好奇，你们这些这么有个性的人，这么多年过来，友谊是怎么缔结在一起的？

刘索拉：要看对方性格是不是跟你吻合，是不是谈得来，这是很简单的事。大家在一起玩得高兴就行。

脱不花：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委托我来请教您，因为她们都觉得您特别酷，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一直酷到现在。所以她们特别委托我请教您，怎么能像您这么酷呢？

刘索拉：我可能就是活得比较自我。因为我没有功利心，没有野心，所以就容易不被限制。

封面来源：《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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