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老母亲讲过去之二：五孩一刀死非命 六胎无奈生驴槽 | 徐景洲

“我是第三个出生的。”母亲说这话时，语气终于有了一点变化——不是骄傲，而是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庆幸，像一个人在暴雨里走了一夜，终于看见前面有一盏灯，“那时已经死了两个了，是我两个姐，全家人都很绝望。到我生下来后，也不知怎么护理的，反正我就活了下来。”

一句“反正我就活了下来”，说得多么轻巧。但我知道，那时的农村，一个孩子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是命。

“俺娘生的第四个，是男孩，也还是那样接生的。那时家家都是自己接生的，没有专门的人接，大都是家里老年人给接生。他生下来六天后，又得肚脐风死了。”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是我的大舅啊！如果活着，也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男孩，刚生下来时全家人该是多么欢喜，几天后死去，又是多么难以想象的悲痛啊！

“第五胎，又是男孩。还是得了脐风病，到第六天就厉害了。”说到这儿，母亲停了下来，用手去擦眼泪，这一次泪如泉涌，连抹了好几次。接下来母亲说了这一段话，让我后脊发凉。

“父亲拿个刀，把小孩提着，这时还没有死定，就来到我们那个官林子，把小孩劈两半了。”

我声音发紧：“是俺姥爷劈的？”

“对，”母亲说，“是你姥爷。”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劈过后，把几滴血滴在衣服上，说下回小孩就能留着了。因为小孩一个一个都死了，家里受不了了，就非这样做不可，心想下胎还能留下一个吧？”

我坐在凳子上发呆，那一刻的惊悚感像一根针扎在心上，拔不出来。大脑里反复出现那个画面：一个父亲，提着还没断气的孩子，走到村外的祖坟林子里，把孩子劈成两半。他不是残忍，他是绝望。他已经死了四个孩子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四条命，一个一个从他手里滑走。他相信这是一种诅咒。他要把这个还没断气的孩子的血滴在衣服上，当作一种献祭，一种祈祷，来切断这条恶运之根。在那个年代，一个父亲能做的极端举动，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时母亲已泪流满面地抽泣起来，一时讲不下去。室内静得像空气凝固了，我似乎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面鼓。

好一会儿，母亲才从沉痛中缓过神来，像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换了一口气。

“后来日本就进中国了。我们当时在台儿庄街上住的，是我姥娘家，我的下面一个弟弟就是在台儿庄生的。这个弟弟因为是我母亲在娘家生的，住娘家叫借家，借死不借生，不能在家里生。”

我插问道：“什么叫借死不借生？”

“就是你可以回娘家住，可以在娘家死，但不能在娘家生孩子，”母亲用手拢了一下头发，“这是老规矩。”

这种‘借死不借生’的规矩，并非台儿庄独有。旧时鲁南苏北一带，民间笃信出嫁女若在娘家生产，会冲撞娘家风水，带走娘家的‘血气’。因此哪怕即将临盆，女儿也要被赶回婆家去生。

那么姥姥为什么要住在娘家生孩子呢？后来才知道，姥姥的婆家在邳县岔河街，家里穷得无片田立足，尽管姥爷是独子，也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投奔到台儿庄的娘家过日子。据说台儿庄的姥姥娘家是大户，住在小南门，拥有一大片房子。两家贫富差距这么大，又是怎么结的亲？心中暂且存疑。

“俺娘住在俺姥姥家，那就不能在屋里生。”母亲声调抬高，透着不满。

“那去哪里生？”我问。

“就在喂驴的驴屋里生了，”母亲的声音里有说不出的辛酸，“生在了驴槽草里。”

我闭上眼，仿佛能看见那间低矮的驴屋——土墙茅顶，阴暗潮湿，角落里拴着的那头驴或许正在嚼着草料，空气里弥漫着铡碎的麦草和牲口粪便的气味。而姥姥，就在那个驴吃草的木槽旁，垫着几把干草，坐了上去。

这时阳光在窗棂间移动，母亲的白发在光里微微发亮，她的声调略微高了些，像乌云裂开了一道缝：“这一回生的是个弟弟，大家都喜得不行，就多方护理。台儿庄的条件比岔河老家好，给他护理活成了，名字叫“玉成”。我比他大八岁。总算又活了一个。”

母亲说“总算又活了一个”的时候，眼眶里闪着泪光，像早晨草叶上的露水，亮晶晶的，却始终没有落下来。

这是我姥姥生的第六个孩子，是第二个活下来的孩子，也是第一个活下来的男孩。我心里不由地轻松起来，像压着的石头搬开了一块。“玉成”，玉汝于成，将来能成大事。但对于这个生在驴槽里的孩子来说，这个名字还有另一层意思：他终于“成”了。这个“成了”的男孩，就是我的大舅，他会拉二胡，会唱戏，会修机器，打得一手好锅饼，爱笑，在乡下，这就是“玉成”。

想到这里，我脑海中又闪过姥爷提着第五个孩子走向官林子的背影。我宁愿相信，大舅的存活，是那个被劈成两半的婴儿用血换来的咒语破除。后来我把这桩惨事讲给一位朋友听，他说他爷爷也干过类似的事：连死了五个孩子后，把第六个快要断气的小男孩用土枪打死了。

【点评】母亲用最平静的语气，讲出了最惊心动魄的往事。一把刀、一只驴槽，浓缩了一个时代底层乡间生育的残酷史。姥爷提着尚未断气的孩子走向祖林，将其劈成两半，那是一个父亲被连续丧子之痛逼到极限后的绝望一搏——野蛮与悲怆交织，愚昧与慈悲难辨。而姥姥在驴屋草槽间产下第六个孩子，那间弥漫着牲口气息的矮棚，竟成了一个生命终于“活成”的起点。母亲讲述时，泪光在眼眶里闪，却始终未落。那滴不落的泪，比任何哭诉都沉。写作者以儿子的身份，把耳朵贴近历史的胸口，听见了那些被风尘掩埋的哭声——并为它们，重新安放了姓名。

2026年7月18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