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18日，成都凤凰山机场，67岁的杨森登上飞往海南的飞机，随后转赴台湾。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能在四川调兵遣将的军阀，而是一个带着家属、财物和旧部，仓促离开大陆的败军将领。
这趟逃亡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局势急转直下时，杨森便安排亲属分头转移，还给留在重庆读书的子女准备了生活费用。府中的佣人，也被交代去找佃户收取租谷，变卖之后充作遣散费。看得出来，他对局势的判断并不乐观，只是仍不愿放下手中的权力。
杨森最后留在大陆的身份，是重庆市长。1949年重庆局势混乱，城内发生“九二火灾”，造成严重伤亡和财产损失。关于火灾责任，国民党方面曾把矛头指向地下人员，但相关说法长期存在争议。杨森作为地方行政负责人，至少无法回避治安失控和处置失当的责任。
解放军进入川渝之前，杨森退往成都，还发布过严厉的“维持治安办法”，其中包含大量杀伐性条款。这种做法说明，他并没有接受大势已去的现实，仍试图靠高压手段稳住部队和地方秩序。
有意思的是，劝说杨森起义的人，正是他的儿子杨汉烈。面对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争取，杨森却迟疑而强硬地说：“共产党能饶我吗？”在他看来，自己过去长期参与反共行动，已经很难获得信任。这个判断，既有恐惧，也有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
杨汉烈没有跟随父亲继续撤退。1949年9月26日，他率第二十军在金堂赵家渡起义。随后，部队中又有部分力量归向人民。杨森经营多年、视为立身根本的第二十军，就这样逐渐瓦解。对一个旧式军阀来说，部队离散往往比个人逃亡更能说明时代已经翻篇。
杨森抵达台北后，蒋介石很快接见了他，并把他安排为“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战略顾问。蒋介石需要杨森这样的旧部，一方面是安抚追随多年的军政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借他的资历维系旧集团的凝聚力。
待遇相当优厚。杨森住进台北长春东路的日式住宅，每月领取固定薪资，身边配有车辆、警卫和厨师。随同他多年的管家、秘书，也被安排了相应职务。逢年过节，蒋经国还曾代表蒋介石前去问候。
不过，杨森在台湾并没有重新掌握军队。他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真正让他保持社会曝光度的，是体育事务。1960年，78岁的杨森出任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后来又任名誉理事长。
他把这份工作经营得颇有个人特色。每天按时到协会办公，积极联络工商界，筹措体育经费，也借体育活动扩大人脉。有人愿意捐款，是因为看重他的旧日声望；有人邀请他参与事务，则希望借助协会活动推广自身生意。双方各取所需，杨森也因此在台湾社会继续保持存在感。
年过七十后，他还学习驾驶教练飞机，参加飞行表演；清晨骑马、舞剑，平日爬山、打猎。86岁时登上玉山，91岁又登顶一次。这样的体力确实少见，但也不能把长寿简单归结于某种酒或所谓秘方。杨森晚年已戒烟戒酒，真正支撑他的，是长期锻炼和严格作息。
他的私生活，却远没有体育履历那样值得肯定。杨森一生婚姻关系复杂，公开妻妾众多，子女数量也非常庞大。台湾时期，他仍延续旧式家庭观念，对家人生活作息和交往方式有许多强制规定。此类做法，在当时已经显得格外荒唐，更谈不上什么值得效仿的“传奇”。
关于他晚年迎娶年轻女子、年高得子的说法，曾被报刊反复渲染，杨森本人也乐于借此维持“老当益壮”的形象。但这些轶闻遮不住一个事实：他把旧时代军阀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带进了个人生活，妻妾和子女很难拥有真正平等的选择。
杨森在台湾生活了近三十年，身份从四川军政人物变成受供养的顾问，又转为体育界名人。他没有受到公开审判，也没有重新回到政治核心，主要依靠旧日关系和社会声望安度晚年。
据较为通行的资料，杨森生于1884年，1977年5月15日在台北病逝，终年93岁。关于他的卒年、年龄和部分家庭细节，民间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台湾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也成为那批离开大陆的四川军政人物中，寿命最长、经历最复杂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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