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之乱，新疆南北局势重新纳入清朝治理体系。伊犁将军衙门面对的，并不是一块制度单一的土地：蒙古部众、回部居民、驻防官兵和屯田民众交错分布。如何安置当地首领，如何让他们参与地方管理，成了比用兵更棘手的事情。
清廷采取了两套办法。一套是给首领授予爵位，使其身份有明确等级；另一套是保留部分地方治理职能，以伯克为官名，直接处理钱粮、司法、水利、税收等事务。爵是爵，官是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这里所说的“回部”，主要指清代新疆南部以哈密、吐鲁番以及回城诸地为核心的地区。哈密较早归附清廷，吐鲁番也在康熙、雍正时期逐渐与清廷建立稳定联系。不过，准噶尔势力长期控制天山南北，回部各地屡受战乱影响，部分哈密部众还曾迁往瓜州。
清军平定西域后，清廷没有简单照搬内地州县制度，而是将哈密、吐鲁番分别编为旗，仿照蒙古地区设置札萨克，由当地贵族担任。这种安排很有针对性：既承认地方首领原有影响力，又把他们纳入皇帝任命和监管的秩序之中。
回部爵位大体有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几个等级。吐鲁番札萨克最终定为多罗郡王，哈密札萨克则为郡王衔多罗贝勒。两地首领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如此高的爵位，而是在归附、征战和治理过程中逐步晋升。
吐鲁番札萨克的升迁尤其能说明问题。雍正十年（1732年），其爵位为札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年（1755年）晋镇国公，次年封固山贝子，随后加贝勒衔、晋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进为郡王衔多罗贝勒，乾隆二十四年成为多罗郡王。
乾隆四十年（1775年），吐鲁番札萨克获准世袭罔替，封号为“额敏和卓”。哈密札萨克的爵位演变也大致相近，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获准世袭罔替，封号为“额贝都拉”。这两项安排，体现出清廷对地方首领的优待，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已经被牢牢嵌入国家爵制之中。
回部还设有闲散贝子、闲散公以及台吉等爵位，部分王公长期居住京师，形成所谓“住京回爵”。这些人名义上享有爵禄，实际作用却不只是荣典，也承担着联络地方、维系关系的政治功能。
有意思的是，爵位名称并不能说明一个人是否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回部王公地位尊贵，却不等于可以自行任免官员。清廷另设回部职官体系，地方事务主要由伯克办理。也正因为这样，回部出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官职大小不同，统称却都叫伯克。
“伯克”本是中亚和新疆地区常见的官名，清廷沿用这一称谓，便于尊重当地政治传统。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品级，也不是某个单一职务，而是一类官员的总称。伯克分为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品级越高，通常意味着所管事务越重要、辖区越大。
统辖一城事务的，称阿奇木伯克，属于正三品；副职为伊什罕伯克，属正四品。掌管钱粮的有噶杂那齐伯克，专理粮务的称商伯克，办理田地、房屋买卖和契税的，则称密特瓦里伯克。名称听起来生疏，分工却相当具体。
人口管理也有专门称谓。管辖千人以上者称明伯克，百人以上者称玉资伯克，管理数十人的称鄂尔沁伯克。负责征收人丁赋税的叫阿尔布巴伯克，征收商税的叫克勒克雅喇克伯克，稽查税务的叫巴济格尔伯克。
司法和治安同样由不同伯克负责。总理刑名的是哈子伯克，缉捕盗贼、管理监狱的是帕提沙布伯克；整顿市场、调解商人纠纷的，则称赛特里伯克。水利、园艺、台站、军械，也都有对应官名，并非所有伯克都坐在衙门里处理文书。
比如，管理灌溉水利的是密喇布伯克，管理瓜果菜园的是巴克玛塔尔伯克，负责台站和军械的是哈喇都管伯克。玉石事务由哈什伯克承办，采矿事务由密斯伯克掌理，学校教育和宗教事务也分别设有相应伯克。
这种制度的关键，在于“统称一致，职掌有别”。当地人听到伯克，知道对方属于官府体系；至于究竟掌管税收、刑名还是水利，还要看前面的具体称号。清廷借助熟悉的地方称谓建立秩序，同时用品级和任免权限制其独立性。
三品、四品伯克属于请旨任用的官缺，必须得到皇帝认可；五品以下伯克，则多由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以及参赞大臣等高级官员办理任免。哈密、吐鲁番王公虽然拥有爵位，却没有随意决定伯克人选的权力。
乾隆年间形成的这套安排，既不是单纯的内地州县制，也不是完全放任地方贵族自治。爵位用来安置首领，伯克用来处理政务，将军、都统等官员则负责监督。王公有其尊荣，伯克有其职掌，而真正的人事权仍集中在清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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