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走媒体这条路，基本上全靠自己闯。
现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可能更不认可我们当年那种浪迹天涯的人生选择，客观地说现实这个时代，也没有当年《生活新报》那样包容、热烈、激荡的平台。我是以《成都商报》体育部实习记者身份入滇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出省。
前传，《商报》记忆残片
本人大二那年暑假，1998年8月在《四川青年报》的足球风上，首发人生第一篇稿，小豆腐块，得50元稿费彼时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元。迅速就开启了写稿生涯，两三个月后我每月的稿费就能够自己的开支。那时候没有网络，是纸媒最繁盛的时代，特别是体育类。很多报纸都会开专门的球迷专版，选登球迷投稿。
我读的四川师院教育系，我们那届已经双轨。1班是正常统招，2班是扩招，录取分数大致差不多，每年的学费一个是900元一个是3000多，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月70元的伙食补贴。每学期都有奖学金，此前系上定的规矩是，院内发表稿件1篇+1分，市级、省级、国家级媒体加不同的分数。大三第一学期期末前，班主任黄平把我叫到系办公室那个著名的小红楼，让我主动放弃评奖学金。他说——你这学期国家级媒体稿件都3篇，省级的20多篇，你这样评上去，2班的同学不服，也不公平。
1999年暑假刚开始，就到《四川青年报》实习，算上当年9月学校安排的在成都大学的实习，当时在川青报足足待了三个多月。因为是非正式入职没能当上绝对主力，但也是采访、写稿一把好手，同行打趣——江湖人称，成都体育新闻界的舒女足。这段时间自己完成了从普通草根写手，到准纸媒人的过度。再说直白点，成都体育新闻圈大致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2000年的夏天在《成都商报》实习。记得体育部主任李老师让我去的时候，见面就说：“我们这里节奏强压力大，有不少人托关系进来，第二天就走了，你要有思想准备。”当时纸媒竞争十分激烈，成都八家市场化纸媒，商报是大哥，最大的拳头就是体育部。商报版面金贵，经常大版只有半个版、下半部分全是广告。半个版要力压同城，各个热点口都需要人手盯。
本人性格内向，但也不完全是蔫不拉几，有一定的行动能力。在商报实习，堪比解放前到哪家店铺里当学徒，苦累不说还经常挨骂，但平心而论也学到了不少真东西。李主任是当年成都最大的腕，他当众说过我：“我晓得，舒强来体育部实习，就是想学我写评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的是555。亲自见证过李老师是怎么写评论的——凌晨，印刷厂到凌晨4点30，机器等着有李老师的评论的这个版，其他版都印好了。李老师还在主任办公室奋笔疾书，通常是写好一段助手拿出来敲到电脑里等下一段，弄好了马上定版让值班总编签字火速发到印刷厂开印。
入行参加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悉尼奥运，当时李老师荣幸获得去现场采访的机会。这种大战就不是半个版，而是每天大约8个版。但有一天出事了——漏大新闻了。前一天某轮甲A联赛，姓周的那个省长，没提前打招呼就跑去慰问看望全兴队。别家报纸都有记者在现场，唯独商报的人都埋在办公室整奥运。当时的节奏和压力非常人能接受，所有人员每天都是忙到天亮6点过才离开报社回去。那天9点过，所有人被通知回报社开会。吴策力正在某公园湖面上与女友荡起爱情的双桨，杨力大仙（值班总编）的电话突然响起，双桨慌不择路地被扔进平静的水里。说是开会，就是一顿臭骂，扣钱、通报批评。
因为强度太大了，而且很受气，9月底就想着干完奥运会就走。记得李老师已经从悉尼回来，还请全体体育部的人打车去都江堰玩了一晚，其实也没玩什么，就是租了个别墅，喝酒、吃肉、唱歌。国庆过了后，我都联系好了，而且一周多没去商报办公室了。我骑车正好路过锦江宾馆，邓凯给我传呼发信息让我回电，我在路边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他回的。邓凯也是代表体育部，代表当时那位姓石的大内主管向我表态，希望我回去，但这是客气的话，路怎么走我是清楚需要自己选的。当时已经给总编室打招呼给我转成实习记者了，底薪800。我去办手续，转实习记者正好半个月，领了400元果断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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