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9月9日，四川北部草地边缘，右路军指挥部内，一封刚译出的密电，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内部冲突。
电报来自张国焘，内容十分强硬：要求右路军南下，如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不接受，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句话的分量，远比普通军事意见严重。因为当时的张国焘，手中握有红四方面军主力，兵力和装备都明显超过中央红军。
负责接触密电的叶剑英，很快意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他没有在会场当众拆穿，也没有急于质问发报者，只是将电报收好，装作若无其事地返回会议现场。这个处理，看似平静，实则每一步都踩在悬崖边上。
叶剑英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周围既有张国焘系统的干部，也有正在执行南下部署的部队。倘若消息走漏，他本人很可能被控制，中央也会失去最后的应变时间。
借着离开会场的机会，叶剑英立即赶往中央驻地，将密电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没有责怪他擅自离席，反而提醒他立刻回去，继续保持镇定，千万不能暴露。
这场危机的根子，要追溯到两个月前的懋功会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中的连续苦战，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本应意味着力量汇合，可双方在战略方向上很快出现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向陕甘地区发展；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川康方向南下，建立新的根据地。
分歧背后，还有一层现实较量。中央红军长途转战后只剩下万余人，许多指战员负伤、生病，部队显得疲惫不堪。红四方面军则拥有数万兵力，物资和装备也相对充足。实力差距，使张国焘逐渐产生了以军队影响中央决策的想法。
两河口会议期间，中央仍然努力维护团结。张国焘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随后又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让出总政委职务，正是希望通过组织安排缓和矛盾。毛泽东很清楚，张国焘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者，而是手握重兵的实力人物，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全局破裂。
然而，职务上的退让并没有消除张国焘的野心。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走出草地，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包座战斗胜利，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此时，张国焘却不断发电报，要求部队停止北进，转向南下。
矛盾终于在那封密电中公开摊牌。
毛泽东没有立即与陈昌浩争论，而是提出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并以寻找周恩来、王稼祥商议为由，争取离开危险区域。陈昌浩没有察觉其中的应变意图。当天夜里，中央便以筹粮为名，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等力量连夜北上。
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
队伍不能大张旗鼓，行军不能点明真实目的，沿途还要防止遭到拦截。为了掩护中央转移，部队放置了警戒哨。天亮后，右路军方面才发现中央已经离开，连军用地图也被带走。
有人向陈昌浩请示是否追击，徐向前当即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阻止了事态滑向武装冲突。若当时真的开火，红军内部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流血，长征的成果也会因此遭受重创。
叶剑英的作用，并不只是送出一封电报。他准确判断了形势，控制了情绪，保守了秘密，又在最短时间内把信息送到毛泽东手中。少一个环节，中央都可能来不及转移。
中央北上后，攻克腊子口，进入陕甘地区，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张国焘则继续南下，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甚至另立中央。经过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以及张浩的调解，张国焘最终放弃分裂局面。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及这段往事，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评价叶剑英。这个比喻并非夸饰。那一夜，叶剑英没有高声争辩，也没有贸然表态，只做了三件事：看清电报，保住秘密，及时送达。
而正是这份沉着，使中央红军避开了最危险的一次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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