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有句名言说，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是“同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两国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曾说：“阿塞拜疆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欢乐，阿塞拜疆的悲伤就是我们的悲伤。”
但一场围绕校服规定的争执，可能破坏阿塞拜疆与土耳其数十年的密切关系。两国签有防务条约，年贸易额达数十亿美元，语言也极为相似，可以相互听懂。
阿塞拜疆内阁上月批准禁止穿着“不符合世俗主义原则”的服饰。禁令没有明确提及头巾，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戴着头巾的女学生泪流满面，称她们被禁止进入教室。
一名女孩在视频中说：“我妈妈以为我在里面接受教育，但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像小棚屋一样的房间里，不让我和其他孩子见面。”
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前苏联国家本周表示，新规定实际上禁止女孩戴头巾上学，是政府试图“阻止一切试图将阿拉伯-波斯价值观加入”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举动。一位主持人说，虽然其他地方允许戴头巾，但“学校有校服等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尊重并遵守这一规定”。
分析人士称，此举源于巴库对伊朗影响力的担忧，以及维持该国浓厚世俗主义传统的愿望，但这也招致了土耳其的尖锐批评。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高级顾问奥克塔伊·萨拉尔表示，阿塞拜疆的决定剥夺了戴头巾女孩的受教育权，阿塞拜疆应“尽快纠正这一错误”。
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议员也加入了异常尖锐的批评。首都安卡拉议员泽赫拉努尔·艾德米尔表示，这一“不当行为”是“对宗教自由和受教育权的侵犯”。
驻安卡拉的国际关系分析师萨比尔·阿斯克罗格鲁表示，这些分歧可能对土耳其-阿塞拜疆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他补充说，这更可能发生在社会层面，而非双边关系的严重恶化。
他表示：“主要风险不是分歧本身，而是相互指责可能逐渐侵蚀两国公众信任的可能性。”
阿塞拜疆是南高加索地区一个拥有1040万人口的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其苏联历史意味着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远低于邻国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朗，女性长期以来一直在反抗自1979年革命以来强制实施的戴头巾规定。
2020年，土耳其的军事支持帮助巴库从亚美尼亚手中夺回了国际公认属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领土，而阿塞拜疆与以色列的密切军事、防务和情报关系一直是与邻国伊朗关系紧张的根源。土耳其过去也与以色列关系不断扩大，但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及随后加沙战争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头巾问题在土耳其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该国自身在穆斯林女性着装方面有着曲折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当时严格世俗的当局因担心政治伊斯兰的崛起，禁止女性在中小学校、大学和政府工作中戴头巾。这迫使许多女性在信仰与教育或职业之间做出选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将埃尔多安的崛起部分归功于他废除了这些政策。
埃米内·伊利亚斯领导着2月28日学生协会，该组织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因戴头巾而教育中断的土耳其女性。她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阿塞拜疆的禁令时说，任何“官僚监护”都不能成为“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幌子”。
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成员也表示阿塞拜疆应重新考虑其决定。该党被广泛认为比埃尔多安的AKP在宗教上更不保守、更世俗。CHP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罗格鲁说：“让她们（女性）选择自己想穿的衣服。”
在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的政党以异常强烈的措辞回击了土耳其和埃尔多安的AKP。新阿塞拜疆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萨拉尔和AKP议员的言论是“民粹主义且不负责任的”。
声明说：“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穆斯林民族，干涉其内政，或认为自己优于他人。”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阿塞拜疆女性愤怒地向当局喊话，包括议员和安全部队。
一位母亲在视频中喊道：“四辆政府官员的车一大早就来到我家门口，说你的孩子戴着头巾来学校是被禁止的。”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这些场景在阿塞拜疆并不寻常。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该国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阿利耶夫的威权政治统治。
阿塞拜疆国营国际关系分析中心部门负责人瓦西夫·侯赛诺夫表示，校服规定是为了反对伊朗试图将德黑兰的宗教意识形态扩展到该国。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正因如此，阿塞拜疆政府采取的步骤旨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民族价值观、跨越一个多世纪的世俗主义传统以及我国的稳定。”
他补充说，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在头巾禁令方面的曲折经历并不适用于阿塞拜疆。“某些问题不能仅通过土耳其现实的视角来正确理解。”
过去一周，土耳其官员试图通过宣扬与阿塞拜疆长期紧密的战略和经济关系来平息紧张局势。
外交部长哈坎·菲丹15日前往巴库参加峰会时受到阿利耶夫总统的欢迎，他告诉记者，任何问题都将“通过坐下来交谈”来解决。
他说：“绝对没有必要将这些事情变成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工具。”
分析师阿斯克罗格鲁表示，管理分歧的主要责任在于两国的政治决策者。
他表示：“土耳其官员应使用平衡的语气，尊重阿塞拜疆的主权和国内法律框架，同时考虑到土耳其公众舆论中的敏感性。”
“同样，阿塞拜疆官员应避免将土耳其表达的所有批评都解读为试图干涉阿塞拜疆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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